说起泗洲堂渡，东沙老人就会自豪地感叹：“这是阿拉的海上丝绸之路。”岱衢洋大黄鱼的美名远传离不开它，东沙古镇鱼市的兴荣少不了这位见证者。泗洲堂渡是岱山通往大陆早期的一条客运航线，也是岱山与定海、宁波等地连接的桥梁。

　　岱山古有“泗州堂渡”，相传在北宋年间已经存在，是一个有名的海上交通枢纽。

　　自元代《大德昌国州图志》至清末明初的历代定海县地志，均在“津渡”或“渡栏目”中记载设“泗洲堂渡”。《岱山镇志》卷三水目“航渡”也记载有“泗洲堂渡”，但元明两代定海县志上都没有注明这个渡设在哪里，往来何地。清代康熙《定海县志》和光绪《定海厅志》，均标明称岱山“泗洲堂渡”。该渡设渡船三只，……目岱及定到宁而，自宁及定到岱而止……。说明该渡往来于岱山、舟山、镇海、宁波等地，是一条岱山岛通往大陆的长途客运航线。民国《定海县志》始载明这个渡往来于岱山、定海、镇海、宁波之间。《岱山镇志》记载更为详尽：“泗洲堂渡船，在东沙角山嘴头，往来定城(定海)宁郡(宁波)等处。康熙时知缪燧详请设立，今废久矣。”

　　其实，“泗洲堂渡”最早的记载见诸元代《大德昌国州志》，可见它在南宋末叶元代初期官府已经设立该渡，并清代康熙年间才设立的。宋末元初距今将近千年历史，所该渡实为岱山通往大陆早期的一条客运航线。至于这个渡何叫“泗洲堂渡”，则无从查考矣。

　　南宋，宋室南迁，建都临安(今杭州)，垒国政治经济重南移长江流城。舟山群岛始得逐步开发，尤其是渔业和盐业生产发展较快，据宋代《宝庆昌国县志》记载，南宋中叶，昌国县渔业和盐业生产己经相当发达，尤以岱山为最，形成东沙渔市和岱山大盐场，全县共有渔3324艘，其中船幅一丈以上的有597艘，一丈以下的有2727艘，每年产海盐四万余袋(每袋150公斤)。而岱山岛所占渔船和新产海盐都占三分之一左右，是昌国全县重点渔盐之乡。由于渔盐业生产的发展，昌国人口聚增，至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年)，全县人口达12万6千人，岱山岛约占三分之一左右。由于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繁衍，当时的昌国知州经申报明州府衙和浙江巡抚衙门批准，开辟了岱山岛至州城(今定海)再至府城明州(今宁波)的客运航线，名日“泗洲堂渡”。

　　“泗洲堂渡”是官渡，由地方政府出资造船，并派寨兵撑驾渡船，沿用宋制按照浙江官规过渡，乘船的人要付渡钱，由岱山、定海和宁波三个港口收取，每月解送，作为修船费用。这条航船自元代初期开航，直至明代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因遣移昌国县岱山等46个外岛的居民去江浙沿海地区居住，致使岱山岛无人而停航。

　　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台湾收复，东南沿海平定，朝廷以原昌国县疆设置定海县，颁“复展令”复垦舟山群岛，并采取降低税率、免税等政策，鼓励浙江沿海老百姓至舟山群岛开垦、定居，尔后数以十万计的原迁移至大陆的海岛居民后裔和浙东沿海百姓纷纷渡海来到舟山各海岛定居，重建海岛。从此，岱山岛上居民逐渐增多，渔业和盐业生产也逐步恢复与发展。随着岛上人口增加和生产发展，“泗洲堂渡”也得以复航。但是，好景不长，“泗洲堂渡”在康熙末叶两度停航。一次是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03年)朝廷颁布海洋船舶“十船联腙”法令，致使该渡航船不能开航。这件事引起岱山人民的反对，分别上书定海县衙，宁波府衙和浙江省衙要求复航“泗洲堂渡”，当时得到了定海县知县缪燧的同情与支持，由他出面向知府和巡抚反映，提出在航船上书写“泗洲堂渡”大字，并加强监督管理，“在岱载者，自岱及定到宁而止，在宁载者，自宁及定到岱而止，不许偷漏他往，出入必由镇海关查验挂号，不许偷越外口，物非岱山者不装，人非岱山者不载，内不许越宁郡，外不许越岱山，一有违犯，即作奸船拿究，保结诸人，一体连坐。”省巡抚衙门和宁波府衙门终于同意于翌年初复航。还有一次是在康熙末年，当时舟山岛上有一些农民在岱山岛上垦荒种地，每到种植季节，往来的人较多，随带的货物也较多，有一天，船上装了许多坛老酒，被岱山巡检司署查获，说是违禁，勒令该航船停航。这件事再次引起了岱山、舟山两岛居民的不满，纷纷上书定海县衙。知事缪燧闻报，立即向府衙和省衙禀报，结果制定该船不得装载违禁物品，不得超载，不得私自放洋等规定，该渡又得以复航。

　　自清康熙晚年至清后期，“泗洲堂渡”航线一直通航，它是岱山岛通往大陆的早期一条航线，也是舟山群岛中的岱山、舟山两个最大的岛屿之间的最重要的航线，在历史上为发展海岛交通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