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的记忆中，我每一次来到东沙山渚头，海风总是从东北向吹来，带着樱花国度的气息、飘摇着盛唐的帆影，传递着北宋的橹声，伊伊呀呀，令人心乱如麻。秦时的徐福，嗅着在更远春秋战国时，飘香于吴国国王阖闾餐桌前的黄鱼鲞味，迟疑地将一只脚放到了山渚头的码头上：该走呢，还是该留？——这确实是一个难题，解了两千多年，还是没人能够解开。

　　如果徐福来过，那么山渚头一定知道答案，浩大的船队，千余人的庞杂队伍，吵吵闹闹地拥挤在岱衢洋，不让人心烦才怪，岱山虽名蓬莱，可显然不是你们该住的地方，岛上也没有神仙，还是离开吧：面向东北，名曰扶桑，此去千里。凭风放缆，三五日功夫也就到了。

　　送别了徐福，山渚头是寂寞如常还是时有喧嚣，恐怕现在没有人能回答了，岱山，不过是偌大中国的一个小小岛屿，远离朝廷，蛮人所集，存或亡，似乎都无关局势，犯不着专门派人去记载它的历史。

　　那除了等待，还能怎么样呢？历史会在徐福离开山渚头的1200多年后，派一个叫成寻的日本僧人，带着他的弟子，乘宋舟，渡东海，登临这个不知是荒芜还是渊薮的岛屿，再记下几笔他的所见所闻。然后，再埋藏一千年，等待一帮苦研史籍的学者，一边摇着头长叹连连，一边在他的字里行间钻进钻出，苦苦猜测：唐末宋初，宁波至高丽、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从东沙海域经过吗？那东沙该是何等繁荣啊？！

　　我曾无数次盯着史册，任凭思绪穿越繁杂的历史，去一次次叩响东沙遥远的大门，却一次次无功而返，又一次次回到起点迷惑不解。朋友经常为我带来一些东沙的消息：东沙要打响百年古镇品牌了，东沙兴建渔业博物馆了，东沙“自清展复后以渔立港，自此繁华”……

　　我始终沉默着，不知是该迎合还是该反驳。他们说的都没错。以镇论，东沙于1910年置镇，距今百年；以渔论，明清两朝两度海禁300余年后，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海禁重开，此后渔兴船旺，走向鼎盛。

　　但是，当它们成为向外推介东沙深厚历史的主要依据时，我忽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东沙的历史或者东沙繁荣过的历史，居然从此只能在短短两三百年历史的圈子里左冲右突。更令我忧虑的是，这个圈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推介广度、深度的走向，越来越形成了一道坚实的壁垒：里边，是繁华一时的东沙历史；外边，被人为设置成弥久荒芜的原生形态。

　　这，能算是东沙真正的繁荣史吗？

　　我手头能找到的一些资料隐约显示，东沙的繁荣史，比一些人能想到的还要长。但是，我没有直接的证据。这使我气短了不少，也始终不敢高声喧哗。我只能轻声地质问：如果东沙的繁荣史只能推演到清朝，那么清《定海厅志》载“岱山以渔盐为主，宋时称盛”该怎么解？距今一千年前唐五代时吴越国王，为何要派人送两尊佛塔，远道前往山渚头的普明院？日本僧人成寻，前往五台山求法时，为何要特意在东沙驻舟两夜三天，并参拜山渚头的泗洲堂？海上丝绸之路宁波至日本航线，从现有记载看，为何多次指向了岱山、嵊泗海域？“五代时，山渚头已成为高丽朝贡船舶的休憩之地”为何又总是出现在文人的笔下？

　　这些，可都是距今约1000年的事啊，怎么能够无视它们的存在呢？

　　东沙如同岱山的历史一样，可怜得很。大明王朝和大清王朝的帝皇，朱笔一挥，整个舟山便“片板不许入海”。300年的海禁，使得舟山历史，白花花地空出一大片。而曾经被记录的前朝历史，或者随着内迁的文官散落他乡，或者被随意丢弃，或者在300年的时光腐蚀中零落成泥。

　　只有山还在，海还在，日月常悬，涛声依旧。可是谁能告诉我，唐宋盛世时东沙的繁华，到底去哪里了？

　　二

　　我就像一个看见前方有隐约星光，却找不到路的跋涉者，心中带着希望，脚下千头万绪，不知该踏出哪一步。在我的想像中，舟山北部的这条航线，该是中国最早的海上对外交流通道之一。那个时候，舟山群岛可能是原始态的，但是舟山群岛北部的几个岛屿，比如衢山、岱山本岛，或者嵊泗的几个岛，已经在懵懂中，迈出了对外开放的第一步。而在宋，特别是南宋以后，普陀才被海上丝绸之路所注目。

　　应该感谢一个人。他站在1000年前停泊于东沙山渚头的船头，向历史招了一下手。1000年前的东沙，顿时灿烂起来。

　　他的名字叫孙忠，或者被称为曾聚，北宋的一名海商。

　　《宋史》中，对这一时期的海商有过记录，孙忠是少数几位被记录名字的海商之一。《宋史》卷491·日本国的记录中，两次出现了他的名字，那是1078年，他又一次将一位日本僧人送至中国。

　　而孙忠这个名字在日本国的记录中，比《宋史》记载的还要早了6年。日本正史《大日本史》卷233中，第一次出现了孙忠的名字，“四年春，大云寺僧成寻乘宋商孙忠船入宋”，那年是1072年。史中特别注明，孙忠又被称为曾聚。自此始，孙忠的名字不断地活跃在《大日本史》中，成为宋朝和日本交流中一位极其活跃的海商。大约10年后，才逐渐淡出。

　　那么孙忠走的是哪一条航线呢？孙忠自己没有记录，被他于1072年送到绍兴的日本僧人成寻，却将这条航线详细地记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这本日记体的史料，成为探寻东沙千年前繁荣的珍贵记录。

　　就让我们随着成寻的记录，再来走一遍这条航线吧。

　　1072年3月15日凌晨3时至5时(日本延久四年三月十五乙未寅时)，成寻在登船后写下了日记的开篇。这个时间和《大日本史》的记载是一致的，“延久四年春，大云寺僧成寻乘宋商孙忠船入宋”。在成寻笔下，孙忠的名字被记成了“曾聚”，南雄州人(今广东南雄市，宋开宝四年即公元971年始称南雄州)，他是一船头，二船头叫吴铸，福州人，三船头叫郑庆，泉州人。成寻带了圣秀、惟观、心贤、善久、长明等僧人。

　　在日本海航行、候风了5天后，于3月20日“只见渺渺海，不见本国山岛”，那天是晴天，能“飞帆驰船”，中午11时——1时，过了“高丽国耽罗山”，此后，天下起了雨，刮起了风。

　　3月22日，船在惊涛骇浪中艰难前行，成寻一心念佛，连做了几个好梦。船上林皋前来告诉：“昨日下午1时至3时，已经进入中国海域了。”那天，一只海鸟还飞到了船上。

　　3月25日，晴天，东北风。上午11时以后，天降大雾，不辨东西；不久后，又晴。下午1时至3时间，“始见苏州石帆山。大严石也，无人家。船人大悦”，七八个小时后，船驶到“苏州大七山”。

　　26日，天又降大雾，而且没有顺风可行帆，船人只以摇橹前行。下午3时至5时，“著明州(宁波。作者注)别岛徐翁山，无人家”，“西南见杨山，有人家。三姑山相连，有人家。”

　　27日下午1时至3时，“著明州黄石山”，“北见北界山”，“回船著小均山”，“小均山东南有桑子山，有人家”。

　　28日，船人“沈小六郎来示山等名”。

　　4月1日早上7时至9时又再启航，约两个小时后“著袋山”，“东南有栏山”。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王勇教授，在写《参天台王台山记》解题时写道：成寻的汉文功底稍逊，文中夹带一些日语，某些语法也不合汉文规范。不过根据成寻的这段记录，我们基本能够确定他们所走的航线，并能够给他作个比较准确的定位。我们先来看这几个地名：苏州石帆山、苏州大七山、徐翁山、杨山、三姑山、北界山、小均山、桑子山、袋山、栏山。

　　根据古今行政区域演变(嵊泗部分古属江苏苏州辖下)，和本地近年来致力这段历史研究的学者考证，“石帆山”即今嵊泗境内嵊山至泗礁山途中之篷礁，形似迎风升张的船帆，因渔民为避“帆”字方言“翻”音忌讳而称帆为篷；“大七山”即今泗礁山与上海南汇咀之间海上无居民小岛大戢山；“徐翁山”即徐公山；“杨山”“三姑山”即今大、小洋山；“北界山”为嵊泗泗礁(北宋熙宁六年即1073年，舟山复置县，称昌国县，嵊泗仍为所属，系蓬莱乡北界村)；“桑子山”为小洋山(古又称桑枝山)；“小均山”为衢山，“袋山”、“栏山”均指岱山。

　　根据成寻航向的描述，对照舟山地图，我们终于可以确定，这条船过嵊泗，入岱衢洋，于4月1日中午时分，靠泊在岱山岛。

　　现在，我们还是再回过头去读他的日记吧。

　　4月2日中午11时至1时，船到了东茹山。“船头等下陆，参泗州大师堂。山顶有堂，以石为四面壁，僧伽和尚木像数体坐，往还船人常参拜处也。”“山南面上下有二井，水极清净也。”

　　3日，依旧住在东茹山，“福州商人来出荔子，唐果子，味如干枣，大似枣，离去上皮食之。”“一船头曾聚志与缝物泗州大师影一铺，告云：‘有日本志者，随喜千万。’”

　　4日上午9时至11时，船启航向西行，于下午1时至3时到达“烈(沥。作者注)港山金塘乡”，“向西南入定海县(今宁波镇海。作者注)，县南有一座山，名游山。上到招宝山，无人家。”“从港入明州(宁波)”。

　　4月2日，成寻到达了一个我们闻所未闻的地方“东茹山”，它似乎是这条航线的一个重要中继站，上面有泗州大师堂可参拜，有福州商人活动的身影，依稀是东海中一个人气旺盛的所在。

　　近年来致力于本地文史研究的王自夫先生，于2004年10月发表过一篇文章《北宋日僧眼中的东岱山》，他提出：“东茹山”就是如今的东沙镇。

　　文中说：

　　更有价值的线索是，东茹山上的佛教寺院叫“泗州大师堂”。史料记载，此寺遗址在今岱山东沙镇。

　　“元《大德昌国州图志》：‘普明寺，在蓬莱乡古泗洲堂。窣堵波(佛塔)二，以铁为之。世传阿育王所铸，钱氏忠懿王寘之于此。往宋大中祥符中赐今额。’同书又记，舟山有六大渡口，泗洲堂渡为其一。

　　《岱山镇志》：“泗洲堂渡船，在东沙角山嘴头，往来定城宁郡等处。”

　　“古代，岱山岛还分为东岱山、西岱山两个姐妹岛，中隔一浦(即水道)，两头通海，自北浦(今东沙镇桥头)至南浦(今岱中南浦)间，可通船舶。东沙位于东岱山。东茹山就是东岱山，而相邻的‘袋山’即是西岱山，东南的‘栏山’应是兰秀山。从商船离开东沙到烈港山所化的航行时间来看，它有可能就是取这条水道捷径而行。”

　　“北宋初期，东岱山、西岱山已是国内重要盐产区。大量的优质海盐从两个姐妹岛之间的黄金水道运出，东沙在那时已经繁荣。岛上有福州商人也就不足为奇了。有记载说，两浙沿海的杜渎镇、于浦镇、岱山镇、大嵩市、钱清镇等都是颇具规模的盐业市镇(《宋会要•食货》)。宋代的岱山远比普陀、嵊泗繁荣。”

　　东茹山和东沙，会不会和广东或福州发音有关呢？

　　确定了孙忠、成寻乘船的方位，我们还需要确定这条航线的正确性。也就是说，孙忠到底是长年走这条航线，还是半路迷航或遇风偶然飘至了东沙？

　　从《宋史》和《大日本史》的记载来看，从1072年至1082年的10年间，孙忠驾船往来于中日之间，史中多有记载。

　　从成寻的日记来看，3月15日启航，3月21日进入中国海，4月1日到岱山后，并没有恶劣的天气，航向一直非常确定，虽然中间偶遇大雾，但雾中并未开船，而是等稍后雾散后开船，这说明孙忠的航向是正确而有方向性的，不存在因为天气而迷失航向的可能。

　　成寻记载的这些岛名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自己记载是船上的“沈小六郎”所提供。这为我们确定航向的稳定性，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线索。船上的三名船头，分别为广东人和福建人，但他们对舟山的岛名把握得如此准确，不可能是仅走了一两次，而是长期在这条航线上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这个沈小六郎是宁波或舟山一带人。但不管怎样，岛名和朝向定位如此精确，只有谙熟于胸的人才能办得到，至少证明，这是一条极为成熟的航线。

　　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孙忠驾船在舟山海域行驶了整整9天，在嵊泗、岱山的多个岛屿海面停泊宿夜，却没有登过一个岛。但偏偏来到东沙后，在潮顺风顺正宜西行的有利气候下，在东沙住了两夜三天，这一点连成寻也甚感奇怪，他这样写道：“依西风吹，尚不出船。”而更令感到不解的是，孙忠在东沙停好船后，哪儿也不去，径直带一帮船人前去泗州堂参拜了泗州大师，而且次日孙忠一行又前往，还行了善，与当地人进行了交谈。而成寻在东沙也了解到，有福州商人在当地做生意。

　　……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唐代通往日本海路的时代背景吧，据记载，唐会昌元年(841年)，明州人(宁波)李邻德因商东渡移民定居，其后代代相传，经营贸易规模甚大，史称“唐商”。他们以日本九州港为始发地，在公元794——1192年(日本平安时期)，据日本文献记载，仅往返明州港就达一百多次，运载着大量的越窑青瓷器，在日本的沿海港城列市销售。

　　舟山博物馆的一篇文章这样作出判断：“……这一文化传播态势同定海盐仓、白泉出土的战国青铜剑、战国玉璧以及上述神兽镜结合起来考察，显而易见，迟至秦汉，我国东部已出现了一条由会稽经舟山群岛至日本的海外交通线。”

　　近年来，在舟山西北部的渔山、马目、册子、岑港等地海域，相继发现了瓷器等文物，大部分为宋时，少量为唐时期。致力于考证舟山海上丝绸之路的市博物馆原馆长胡连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判断说：从初步掌握的资料看，舟山西北部一带是国际航道之一。

　　种种迹象表明，舟山群岛西北部海域，存在着一条古航道，它是古代中国和日本、高丽人贸易、交流的最早通道之一，而1000多年前的晚唐至北宋，东沙的身影在这条航线中愈加凸显，并且它的身影，和唐宋时海上丝路的走向高度吻合。

　　可惜，成寻没有为我们记录下更多。但东沙的繁荣史，自此可以有了更明确的指向——这个地方，太不寻常。

　　三

　　历史留下了成堆的谜，却吝啬地不肯将答案留下。后人们只好循着历史的一些碎片，这里找找，那里看看，绞尽了脑汁，尽白了黑发，依旧处在山重水复的焦虑中。就像那位日本僧人成寻，明明到了东沙，就是不肯再多记下几笔，而且还偏偏把东沙的地名给记错，让人在千百遍的感谢中哭笑不得。

　　没有答案，我们只好循迹前往，努力地接近着历史的真相。

　　我曾经查到过《风景名胜》杂志几年前刊登的一篇文章，称“东沙镇是大黄鱼的故乡。早在一千多年前，宋代端拱年间渔汛时‘东沙角船至数万,人致数十万’。”如果此说属实，那将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和日僧成寻的记载和宋商孙忠的航线交相辉映，而且作了极为有力的注脚。只是，不知道它的出处在哪里。

　　但是这个时期的岱山，已经有了很强烈的动向，岱山盐场，就是在宋端拱年间设立，岱山自古渔盐并重，找到了盐的起端，大黄鱼不知还躲在哪里。

　　至于大黄鱼，我们很有必要再多说几句。它的记载，最早可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吴国的记录，当时吴国国王阖闾在嵊泗海域用兵，缺粮，大黄鱼成了军士们充饥的美味。据《吴地记》载：阖庐十年(公元前505)，中国东海已有捕捞大黄鱼活动。在此后的历史记录中，大黄鱼始终作为一种鲜明的地域标志，出现在岱衢洋的周围。据记载，大黄鱼的渔场经历了几次变迁，春秋至宋大约旺发于洋山海域，此后迁至马迹山海域，最后又迁至岱衢洋。但不论怎么变迁，它的渔场始终在岱衢洋周围。

　　近几年，宁波市致力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掘，发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宁波港发端于秦汉之际，连绵近2000年。到了唐代(618年——907年)，宁波已是全国最大的开埠之港了。据史记载，唐宋年间，来自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阿拉伯的苗人蜂拥而至，而装满了陶瓷、茶叶和丝绸的货船不时张帆待发，宁波港里桅樯似林。”

　　这条航线的一个重要港口，就是成寻日记中所描述过的镇海。

　　宋宝庆《昌国县志》，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载：钱忠懿王(吴越国王)曾置两铁塔于古泗洲堂普明院中，高丽船入贡候风于此(大约公元9世纪)。其时，有泗洲堂渡，后圯。清康熙年间，定海知县缪燧复建泗洲堂渡于东沙角山渚头，航船开往定海、宁波。

　　2006年初发现的《大唐故程夫人墓志铭并序》拓本，也为这条航线的真实性提供了佐证。这位墓主人程夫人应该是一位海商之妇，于唐开成三年(838)随夫顾氏乘海船南下途中因病上衢山岛暂栖调养，不幸病笃，客死衢山皇坟基夏家岙。这表明，早在隋唐之际，舟山海上交通贸易已渐繁荣。

　　……

　　多年来，我一直在期待，有志于东沙历史研究的人们，能以确凿的证据解开这些谜，让东沙的繁荣，再一次呈现在人们眼前。这种复现，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让曾经失去的记忆，再一次回到历史本身的轨道中来，记住这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前行。

　　从有限的历史资料来打量东沙，它似乎没有大喜或大悲的事发生，人们不来注意它，它就安静地躲在历史的角落、躲在远离尘嚣的东海一隅，默默地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曾有的繁荣，化作浪花，融入浩瀚的岱衢洋中，潮涨，潮落，都已不为所动，只是忠诚地将东沙轻轻拥围、深情呵护。因为这里，是东沙人心灵永远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