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跋涉在科举的路上，在最后一刻终于高中榜首。照道理，大器晚成的他应该欣喜若狂才是，但他却在为官大约3年后，自摘花翎，隐身乡野，埋头为故乡修了一些志书。字里行间读下来，我读懂了他身上的5个字：耿直有正气。

　　一

　　橹声越摇越近了。

　　100年前，东沙镇是岱山乃至东海的中心所在，新道头是东沙旁边的一个渔村。这橹声，是朝着新道头去的。

　　那个时候，汤浚大概正在新道头的家里看书，他家家底厚实，所以不必像穷书生一样考完试就埋头田间海边为生计操劳。我想，二三十年来，汤浚基本上过着这样的生活，一次次赴省城应考，一次次抬头看榜，然后一次次摇一下头，叹一口气，收拾行李打道回府。不过，这一次考不上也没关系，已经46岁的人了，身经百考，早已习惯了失落和怏然，“世路如今已惯”，只不过下意识性地去应付一下考试，重温一下中国古代书生的习惯性行为而已。

　　我忽然想起在中学时候学过的一堂课———《范进中举》。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在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面前，几十年来如同遇到了一道越不过的高山。考啊考，考到了穷困潦倒、备受白眼的时候，忽然天降红光，在54岁的时候中了举人。这好像一个人几十年的压抑、困惑、无奈、忿闷、怨怒、愤恨已经积聚得像大海一般浩瀚，在刹那间它们忽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于是潮高三丈，万浪竞前，奔腾之处，摧枯拉朽，任何东西都无法将它们抵挡。课文中的范进，在历经大苦之后，突遇大喜，终于被这凌厉的冲击逼疯了。

　　公元598年，隋文帝杨坚诏京官五品以上，按照“志行修谨(道德)，清平干济(才能)”两个科目举荐人才，科举制度从此确立。

　　许多事情，一开始做的时候总是好的。不过，这本1000多年的“老皇历”越翻到后面越让人闻到了腐臭味，虽然它为历朝历代擢拔了大量人才，却也使数不清的书生成了啼笑皆非的人物。范进算一个，汤浚也算一个。

　　汤浚的经历像极了范进，他从10多岁的时候投身科举，一直没有享受到皇恩浩荡的待遇。1906年的时候，汤浚大概彻底死心了，这不仅因为他当时虚岁已经43岁了，更因为当朝在这一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停止一切乡试、会试，书生“学而优则仕”的路，看起来被厚厚地堵死。

　　如果不是命运要捉弄一下汤浚，那么我想一定是它为了汤浚今后作出一个不凡的举动而埋下伏笔。因为，事隔三年之后，朝廷为了解决生员的出路，又下令补考一次，名曰“拔贡”，是为国子监选拔一批学生，国子监，是清朝的最高学府，也是清朝的后备官员库。我猜测，汤浚重新去赶考完全是书生的下意识行为，他可能不知道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马上就要寿终正寝了，但在晚年的时候，他不可能不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给本来就颠三倒四的科举开了一个玩笑。科举开了他几十年的玩笑，他在最后开一次科举的玩笑，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橹声终于消失了。新道头岸边的渔夫们吃惊地抬起头来：来者相貌不凡，隐隐然有紫气东升，一定是有大事要发生。来人是朝汤浚家走去的，肃然进门，扬手捧上一块匾额，上书斗大两字：文魁。

　　这一次，科举终于还给汤浚一个公道，他在拔贡考试中，考了全国第一名。仕途豁然开朗。

　　二

　　看清朝末期的历史，是容易令人动怒的。那么多的屈辱条约宛若冷酷的铁棒，时不时击得人眼冒金星，内心流血；那么多的秀美江山，随着那些一页页翻过的发黄纸页，支离破碎，任人割占；那么多无助的百姓，在战乱和酷吏的逼迫下流离失所，饱受欺凌……这一切，怎不让人咬牙切齿？！

　　我的祖先，100多年前随着逃避苦难的队伍，深一脚，浅一脚，步步是血，终于在海边为自己安下了家。这里，远离战火，远离酷吏，远离种种烦心事，出门见海，以渔为生。日子苦是苦了点，总算还能活下去。那个时候，清王朝已经进入风雨飘摇的晚期，内忧外患，大厦将倾，腐败的官员加紧搜刮人民，只管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哪管百姓死活。

　　我将书本重重合上，因为我无法若无其事地继续看下去。

　　和我一样感到愤恨的，还有这个叫汤浚的清朝小官。眼看民不聊生，他的心在阵痛，在流血，他已经无法再若无其事地把官当下去，于是只好从历史中缓缓起身，摘掉花翎，甩掉官靴，把官印轻蔑地放在大堂上，连手也懒得拍一下，转头就走入了布衣之中，留下一大群目瞪口呆的文武官员，愣愣地站在大清的官场上。

　　从历史记载来看，他具有中国古代正直文人天生的一种傲骨，他对国家对人民忧心忡忡，却因为人微言轻，无力改变大局。改变不了，却还能做出一种选择：不同流合污，欺凌黎民，至少也能将一个人的良心留在历史上。大清晚期虽然黑幕重重，但有良心的官员不会只有他一个人，我的这位同乡用辞官行动，向清朝腐败软弱的当局表示出无言的抗争，这多少让我感到了痛快。

　　清朝焦头烂额的事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所以满朝文武官员，不必对一个小小州官的行为过分惊讶。就让100年后的人们回头看看吧：一股正气徐徐而起。

　　三

　　汤浚考得拔贡头名后，便被朝廷试用江西直隶州州判。不过，他很不当一回事，他在赴任前写过几首诗，非常能说明他当时的心境。“名场赚得头如雪，怕向人前问实年”。这是对自己作为爷爷辈考生的自嘲；“科名流毒中人心，已被儒寇误到今。一梦卅年犹未醒，此行何处觅金针？”这首诗，大概已经为他的宦途作了最好的注释。

　　从东沙翁志峰等人近年所撰的文章及相关历史记载来看，汤浚是正直而且清醒的，他“目睹灾民遍野，风烟四起，官场里却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他预感清王朝好景不长，决心弃官返乡，过隐居生活”。

　　在腐败成风的官场里，一个正直的官员德越高，越受排挤，才越广，越受疑忌。汤浚不会见风使舵，拍马溜须，更不会黑了良心，鱼肉百姓。坏事不会干，好事又越做越难，独身难善，独臂难擎，到头来还难免性命之忧，倒不如一走了之。官途难遂心意，故乡的路走起来却熟门熟路。事总归是有得做的，拔贡第一，当然满腹经纶，为当地写一些志书绰绰有余。

　　“民国9年(1920年)，定海县继任知事冯秉章发起重修《定海县志》，来函邀请他到定海修志，任修志局主编。汤浚欣然允诺。在定海，他与同仁钱崇琦、王昌科等先后修成《定海厅志续补》、《定海县新志》等四部志书，同时还集成一部《翁州诗徽》。汤浚晚年着手进行《岱山镇志》的编修。因属个人修志，这部志书耗费了汤浚大量心血……可谓是民国初期浙江地方志中的一部佳作。”

　　岱衢洋浩荡的海风养育了汤浚，他的个性，正是海边人民千百年来代代相循的个性。历史证明，无论哪个朝代，难容正直的官员，灭亡也就顺理成章。清朝的官场既然容不下，那就让家乡人民来记住他吧：汤浚，拔贡头名，家住东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