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本土宗教道教是个多神崇拜体系，分为尊神和俗神两大类别。尊神是有定数的，所谓三清、四御、五老、老君及诸天神。而俗神却无定数，除华夏二帝、女娲、伏羲等之外，凡生活、生产各领域都有神灵，甚至到了一方为民的好官乃至本族祖先，都可以扶上庙堂，登临神坛，成为护佑使者、崇拜偶像。这一神界体系庞大而又芜杂。宗教信仰是带有功利性的，人们在这一宗教体系中选择性地信仰认为能护佑自己的某些神灵，成为中国普化宗教信仰的一大特点。

　　岱山为悬水小岛，面积仅为二百余平方公里，甲子民国十三年(1924)，统计人口只有六万一千多人。但据记载，当时境内却有二十八座庙宇、十一座天后宫，其宗教信仰的普化程度与密度在全国都是少有的。究其原因，有两点非常明显：一是岱山为移民岛，清康熙年间开海禁以后，大量的东南沿海民众进驻岱山，他们从各自的家乡带来信仰的神灵，以解乡愁，以作护佑。二是当时岱山以渔盐生产为主，劳作艰辛，生存环境恶劣，因此，他们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神灵的保佑。

　　岱山东北部磨心山北麓的虎斗、北峰山、冷坑、绿沙湾一带，集中着丰乐庙、超果寺、天生堂、大舜庙、大舜庙后墩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张公庙、泗洲殿、方百万庄园及宋使庙等名胜古迹。由于沧海桑田，现在已看不出其中的端倪，但从历史地理环境看，当时东侧没有海塘，海水浸入山脚，形成了一个个曲折的海湾。我们祖先很会找生存环境，那海湾背山面海，挡风朝阳，正是生活、劳作、栖息的好地方，于是就盖起了房子，催生了宗教，从五千多年前直到现在。

　　其中在冷坑，有一座“宋使庙”，历史悠久又很特别。说其历史悠久，《岱山镇志·志社庙》中有记：“宋使者庙，在冷坑山岗上，咸丰年间土人重建。相传土人掘地得石像一，题曰‘宋使者’，因立庙祀之。光绪年间毁于火。乡民夏寅和、夏三廷等又募资重建之。”清咸丰年间距今至少有一百五、六十年了，而且是“重建”，供奉的石像是在历史的尘封中“掘地”所得到的，这就不得不使人想起自明洪武年间直到清初那二百五六十年的海禁。遥想其建庙年代应更为久远。清光绪年间那次重建后的庙宇，在解放初期被拆掉了，据说一是为了“破四旧”，二是为当时造生产队队部房子提供建材。现在当年生产队队部的房子还在，墙中还砌进了不少当年庙宇的基石、墙砖等。我们也去考察了山岗上的庙宇旧址，在水库上方，面南背山，遗址界址清晰，中有不少弃砖残瓦，这一切都淹没在杂树丛生、青藤缠绕的绿色之中。但从残存的建材和旧址的规模来看，这座庙宇当年可是很有气派的。现在的“宋使庙”迁建在冷坑东侧，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部分台胞及本地居民捐资兴建。在庙中，留存了两件文物，是值得庆幸的。其一是一块“宋使庙”堂匾，应是清光绪年间留下来的原件，此匾材质老旧，四边朽蚀，左侧有明显的镶补痕迹，框架应为新做的，中书“宋使庙”三个大字，宋体，字迹苍劲有力，应出自名家之手，但两侧年款、题款明显为后人附加，可惜无法知道书法出于何人之手。另一件为庙中供奉着的一尊石翁仲菩萨。

　　再说此庙特殊，体现在三点。岱山历史上的庙宇，都曾是最基层的政教合一场所，自宋至民国以前，盐板、田亩、渔船的统计及征收赋税等，都是以庙统辖为单位的。但宋使庙没有这一职能，只有单一的信仰场所功能。其次是庙宇供奉的菩萨，大多是泥塑或木雕的。虽然岱山有八家庙宇供奉的是石雕菩萨，大多是因海禁遗留下来的，这些石翁仲，都略大于真人，唯独宋使庙的石翁仲，只有不到五十公分高，且刻有“宋使者”等字样。这么小的石像作为主神供奉，并在石像上刻有文字，这是不合常理的。不久前，我们组织人员去查勘，发现此石像石质坚硬，但风化严重，外表虽有各种漆料涂抹，但还是能看出表皮包浆丰富，可见其年代非常久远，雕像刻工并不精细，但在两襟及后脊有明显的三排刻痕线条，终因风化严重，无法辨认字迹。

　　这一石像究竟雕刻于何时，是岱山固有的还是外来的，资料中没有记载。庙宇的柱首说，这两件宝贝是旧庙被拆时，当地百姓偷着藏起来的，是旧庙中的老物件。庙史中记载，清咸丰八年，在冷坑岗墩，一原有的小庙旁重建一百七十年前的庙宇时，在挖生活用井时挖出了这一石像。因此，作为该庙的主神来供奉，并以石像的刻字，命庙名为“宋使者庙”。如按这一说法，咸丰八年为1858年，再在一百七十年前，当时1688年，即是清康熙二十七年，距今已有近三百三十年了。康熙二十五年是岱山展复时，移民进来，在停居点建一小庙，也是合乎情理的。但这也只是民间口授相传的一个记载，是不能作为信史的。

　　其三是这一神主的身份，来历找不到出处。所谓“宋使者”，应是国家派往他国交涉国际事务的官员，岱山是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黄金水道中的重要结点，国使进出东北亚地区，在这儿候风站潮，或作为起始点也是有可能的。但志书上找不到记载，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谜团。

　　然而，在虎斗任家，祖辈留传下来说，他们的一位祖先，当年曾受朝廷派遣，从岱东出发，去高丽送国书，在沙洋还建过兵寨，驻扎过国使的护兵。这是一个传说，可说得有板有眼的。为了弄清这一传说的来历，我几次走访了沈汉定老先生和虎斗任家定居岱山后的第九代传人任存伙先生，综合两位老人手中的一些零散资料，结合他们的口述，这一事情大致是这样的：虎斗任家是在清康熙二十五年(1688)开海禁后从慈溪三北掌起镇任家溪(《岱山镇记》说是镇海灵绪乡，其实是同一地方的不同地名)迁移而来的。任家在慈溪也应是望族，是一个家风俭朴的耕读世家。到岱山后，清一朝任家曾出过六名邑生(秀才)。在岱山任家第二代，有三个儿子，其中二房士能公娶了浙东鄞县望族全家的女儿为妻。在士能公两子任万兴、任万泰分家时，其舅全功成还专程来过任家，主持分家，并签字画押。这一全家，非同一般，追溯祖上，曾在南宋末年出过两位皇后、二位王妃，可谓是名符其实的皇亲国戚，其中一位是南宋宁宗赵扩皇后全氏，为宋理宗赵昀生母，另一位是南宋度宗赵祺的皇后全氏、恭帝赵显的生母，也是赵扩皇后的侄孙女。还有二位是绍兴府福王赵与芮妃全氏及度宗时的绍兴福王府王妃全氏。在清雍正、乾隆年间，全氏家族出了个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全祖望，他是明末抗清志士张苍水的外孙，曾于雍正四下(1726)、乾隆三年(1737)、乾隆九年(1744)三次来到舟山，曾有一次来到岱山任家做客，写下了“岱山土物八首”，题名为《惠文冠鱼》、《缦鱼》、《带鱼》、《甲鱼》、《大袋算鱼》、《拥剑》、《东海夫人?淡菜》、《西施舌?沙蛤》等，并为士能公及全氏夫人题写了“皇亲国戚”寿域墓碑。

　　封建时代的中国，攀亲讲究门当户对，故任氏能与全氏攀亲，可见也不一般。经任存伙先生在慈溪祖籍的家谱中查到，在南宋端宗景炎初年(1276)，在绍兴福王府为官的任温，曾授命出使高丽国。这一说法与岱山任氏家族口传的“宋使者从岱东出发去高丽”是相吻合的，但毕竟不能认为是信史。无独有偶，二00五年六月十八日，(韩国)丰川任氏宗亲会由会长任永勋带领了一个由三十五人组成的任氏家族寻根访亲团，通过中央民族大学来中国寻根，最终在慈溪掌起的任家溪，找到了他们离开了七百多年所念念不忘的根脉。据韩国丰川任氏宗亲会介绍，他们的祖先是一位南宋朝廷派往高丽的使者，后因南宋灭亡，无法回国复命而定居在了韩国丰川，高丽王赐予他“德昌坊”。这一脉任氏，繁衍至今已有二十多万之众。之后，访亲团又多次来中国慈溪，并在那儿设了任氏教育基金。任存伙先生到慈溪祖籍访得事实真相后，曾也专程去过韩国丰川认亲。他还说：“我身体很好，准备还要去韩国丰川。”

　　这一消息确实很振奋人心，两国三地，任氏一脉，七百多年的隔阂，可有关“宋使者”的传说和记载却是如此的惊人相似，这难道仅仅是传说和民间记载不作为据这么简单吗？回看历史，这样的事件在当时没有记载也是不作为怪的。南宋端宗时期，正是以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为代表的一批臣子，扶着小皇帝到处逃难的时候，这一时期张世杰还在衢山岛上住守过半年之久，保护行将灭亡的南宋政权，与蒙古军进行殊死抗争。四年后，陆秀夫背着六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南宋一朝就这样悲壮地谢幕了。在这样的状况下，任温授命出使，或许是去寻求帮助，或许是为皇帝避难去打前站，而当时的朝廷居无定所，不少时候皇帝上朝都在漂泊在东海中的船上，大多文臣武将都已成鸟兽散，还会去记录着一个使臣出使的事情吗？所以说，这一事件在官史中找不到记载，也在情理之中，也许曾有过的记载至今还淹没在浩浩的史海之中，有待于我们后人去发现。

　　我对“宋使庙、宋使者翁仲、宋使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并非是定论，但至少可以作为我们在文明并不发达，又经过二百多年海禁的岱山寻找历史文明的一个端口，为志书中记载“岱山宋时称极盛”作为注脚，也为岱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通往东北亚水道中的重要节点而多一个佐证。它像徐福东渡、鉴真东渡、成行和尚西来、路允迪、徐兢出使等历史事件一样，承载着我们岱山曾经作为海上丝路中继站的历史辉煌，因此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我在此也建议，把“宋使庙”匾额及“宋使者石翁仲”作为文物好好地保护起来，作进一步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