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岱山有座佛寺名叫泗州堂，内有吴越王送来的两尊阿育王宝塔。笔者最初在舟山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元《大德昌国州图志》中看到这一记载，有点惊讶,由此一直在寻找史料考证其事。

　　吴越王仿铸阿育王宝塔

　　《大德昌国州图志》：“普明寺，在蓬莱乡古泗洲堂。窣堵波二，以铁为之。世传阿育王所铸，钱氏忠懿王置之于此。往宋大中祥符中赐今额。”

　　窣堵波，印度梵文stūpa的音译，意指佛塔。阿育王是两千多年前印度的君主，佛教的护法者。据说他造了八万四千座宝塔，每座塔中均藏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并派遣僧侣四方传播佛教，使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

　　佛教传说，阿育王“令羽飞鬼，各随一光尽处，安立一塔。”据说在中国共建造了19座舍利塔。这19座舍利塔中，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座就是西晋会稽鄮县塔，即今宁波鄞州阿育王寺的舍利宝塔。

　　印度阿育王宝塔是世界佛教史上的瑰宝，即使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也是稀罕之物。岱山泗州堂如果真的曾拥有阿育王两尊宝塔，那是莫大的荣耀。但这显然不可能，因此古史家也用宝塔“世传阿育王所铸”来表达将信将疑的感觉。

　　但古史家称，此宝物是钱氏忠懿王置之于此，这倒给后人提供了一个辩清真相的方向。因为史料显示，这位吴越王正好效仿阿育王也造过八万四千宝塔。这说明《大德昌国州图志》所记不是空穴来风。

　　钱氏忠懿王，即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最后一任国王钱俶(929-988年)。史料显示，他一生信奉佛教,刻印了大量的佛经，前后曾建造了许多佛寺、佛塔。

　　五代十国时期,浙江属吴越国管辖。当时天下大乱，战火不熄.吴越国统治者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前后七十多年社会安宁，浙江人民得以免受战争之苦,安居乐业。北宋兴起，钱俶作出了明智的选择：纳土入朝，让浙江老百姓再一次免受战争之劫难。

　　钱俶与佛塔关系密切。吴越国定都杭州，至今西湖边还有座保俶塔。据说钱俶被北宋皇帝赵匡胤召到汴梁，其舅吴延爽为保佑其平安归来而建此塔。传说雷峰塔也是为钱俶为庆祝宠妃黄氏得子而建。

　　钱俶崇佛最著名的事例就是效仿印度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宝塔。浙江博物馆收藏有其中17座银、铜、铁塔出土实物。

　　浙江博物馆介绍，钱俶造八万四千阿育王塔，均为金属小塔，藏经卷或瘗舍利之用。因其形似宝箧，内藏《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又称"宝箧印经塔"。出土实物以铜塔为多，铁塔略少，塔上均铸有铭文。铜塔塔身内壁铸“吴越国王/钱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铁塔底部封板上铸“吴越国王俶/敬造宝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由塔上铸铭可知，钱俶分两次集中造八万四千阿育王塔，相隔10年。

　　吴越国乙卯岁，即公元955年，钱俶造阿育王铜塔。乙丑岁为公元965年，钱俶在这一年铸造阿育王铁塔。因此，如果元代人记载属实的话，送到泗州堂的两尊阿育王铁塔，应都是钱俶仿阿育王所铸的宝塔，时间不会早于公元965年。

　　两宋时期泗州堂两尊宝塔犹在

　　吴越王仿铸的阿育王宝塔同样是稀世珍宝。宁波历代地方志中，笔者没有找到过其他寺院曾得到过吴越王送宝塔的记载。

　　舟山地方志中，定海的翠萝寺闪现过这一荣耀。《大德昌国州图志》说：“翠萝寺在金塘乡之海西，成于唐开成，废于会昌。往宋建隆中锡以铜钟。吴越国受封奉国，又镇以铁塔。寺一名金钟。”但书中没直接把寺中铁塔与阿育王相关连。

　　翠萝寺曾是五代到北宋时期佛教天台宗一大名寺。《佛祖统纪》一书介绍，天台宗高僧宗晓(1151-1214年)年轻时“掌四明昌国翠萝寺，学者云集”。他所编成的《乐邦文类》《四明尊者教行录》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著作。

　　因此，如果钱俶送泗州堂两尊仿铸的阿育王铁塔记载属实的话，这在当时也是件大事。那么，我们先来疏理一下《大德昌国州图志》的这一史料来源，看看其史料可靠性如何。

　　元代人的记载来自南宋《宝庆四明志》。

　　《宝庆四明志》记载昌国县宗教寺院有：“普明院，县西北海中，古泗州堂也。窣堵波二，以铁为之，世传阿育王所铸，钱氏忠懿王置之于此。皇朝大中祥符中赐院额。绍兴十八年，僧昙解、侈大之高丽入贡，候风于此。”

　　《大德昌国州图志》几乎是照样抄录了这一内容，但把最后一句放弃了。这是个无眼光之举。

　　《宝庆四明志》成书于公元1227年，它比《大德昌国州图志》要早70年。现存宁波地方志中最早的是《乾道四明图经》，成书于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不过它没有岱山泗州堂的这一记载。笔者查找国内各种史料，至今没有发现吴越王送阿育王宝塔到岱山泗州堂安置的更早记载。

　　从《宝庆四明志》的叙述口吻来看，两宋时期古泗州堂里这两尊宝塔犹在，因此还非常出名，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皇帝给它赐了院额。笔者由此认为，宁波、舟山地方志中有关钱俶送泗州堂阿育王铁塔的记载应是可信的。

　　大中祥符(1008年—1016年)是宋真宗的年号，岱山泗州堂此时就获朝廷赐额普明院。这比普陀山寺院获赐额要早约70年。

　　公元1080年，在接到一位出使高丽使者报告称在莲花洋上见到观音灵相后，宋神宗赐额“宝陀观音寺”。

　　这就更令人惊讶，远离大陆的岱山泗州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座寺院，能得到吴越王如此青睐，又在两宋时期特色依旧？

　　北宋日僧目击岱山泗州堂

　　吴越国时期，舟山没有独立建县，各种地方志还没有问世，我们今天对舟山那段历史所知甚少，岱山泗州堂的史料更少。

　　2004年，笔者发现日本古籍《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里面有北宋日僧成寻目击岱山泗州堂的记录，因此备感兴奋。

　　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一艘中国商船从日本航行到明州(今宁波)，途经舟山海域。船上有一位62岁的日本天台宗高僧，名叫成寻。后来，他把自己在华见闻写成《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这部十万余字的日记体著作，为后人了解当时中日海路交通、宋代佛教概况、北宋政治制度及社会风俗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了商船从日本航行到明州路线的详细过程。书中记载，成寻所乘的商船在舟山海域逗留了9天。但只登陆了一个岛屿——东茹山(见附录)。

　　这位亲临此地的日本高僧记载，东茹山上面有一个香火旺盛的佛教寺院——泗州大师堂。“山顶有堂，以石为四面壁，僧伽和尚木像数体坐，往还船人常参拜处也。”“山南面上下有二井，水极清净也。”“福州商人来出荔子，唐果子，味如干枣，大似枣，离去上皮食之。”

　　这艘中国商船有三个福建人船主，船上的货物从日本通过水路可以一直销售到杭州和开封。大船主曾聚志径直上东茹山岛拜佛，说明这里是当时东亚航线上船主时常光临的地方。岛上还有福州商人出售水果等商品。船主看来还在这里补给淡水等物。

　　航海者在舟山佛寺祈求平安的记载，此前最早出现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作者是1123年出使高丽的徐兢。祈福的地点在梅岑山，今普陀山。

　　成寻的记载比徐兢早半个世纪，而且登陆的地方是另一座岛屿。

　　成寻看到舟山小岛多有人家。其中小均山(应为今天的衢山海域某岛)，“有四浦，多人家。一浦有十一家，此中二宇瓦葺大家，余皆萱屋。有十余头羊，或白或黒斑也。”

　　萱屋，指草屋。瓦葺大家，即瓦屋大房，主人恐怕不是一般人家。有资料说，直到解放初期，舟山渔村仍多草屋。但900多年前，小岛小均山已有瓦葺大家。这与东茹山有福州商人做生意的信息一样令人鼓舞：当时的岱山已经颇有财富效应。

　　公元1072年，舟山还属鄞县管辖。第二年，皇帝才同意设昌国县。远离京城的岱山诸岛，却已经显得人气旺盛。成寻告诉了我们一件闻所未闻的往事。

　　东茹山就是东岱山

　　笔者在《北宋日僧眼中的东岱山》一文中写道：结合中日古代史料来分析，东茹山就是东岱山。理由主要有二。

　　一是成寻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了商船航行于舟山诸岛方位等情况，使得后人只需打开舟山地图便可大致确定，东茹山应位于嵊泗列岛到舟山本岛之间的今岱山区域。书中说：商船自徐翁山(即嵊泗徐公岛)南下，经过一些小岛，抵达东茹山。“东茹山相邻袋山，东南有栏山。”以后又从东茹山出海，“向西行，上帆，驰(驶)船，南见烈港山(沥港)金塘乡”。

　　古代，岱山岛还分为东岱山、西岱山两个姐妹岛，中隔一浦(即水道)，两头通海，自北浦(今东沙镇桥头)至南浦(今岱中南浦)间，可通船舶。

　　东茹山就是东岱山，而相邻的“袋山”即是西岱山，东南的“栏山”应是兰秀山。从商船离开东沙到烈港山的航行时间来看，它有可能就是取这条水道捷径而行。

　　《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从今嵊泗列岛到金塘岛众多岛屿的名称，其中许多与后来的《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相一致。比如书中说，商船三月廿五日“至苏州大七山宿”。大七山，即今嵊泗大戢山。《乾道四明图经》就称为大七山，其后《宝庆四明志》改称大磧山，指出昌国县“北五潮至大磧山与平江府分界”，平江府即苏州。

　　但成寻所记载部分岛屿的名称与后来的宁波、舟山地方志有差异。比如东茹山，《乾道四明图经》记为东乳山。再如今天嵊泗的徐公岛，成寻记载为徐翁山，《乾道四明图经》记为徐公山。不过，一个日本僧人听中国船主介绍陌生的岛屿名称，能够留下这份珍贵的记录已是很不容易。

　　二是成寻指出东茹山上的佛教寺院叫“泗州大师堂”。舟山地方志史料显示，岱山古泗洲堂遗址在今东沙，即古代的东岱山。

　　元《大德昌国州图志》除了记载在蓬莱乡古泗洲堂的普明寺外，又记舟山有六大渡口，泗洲堂渡为其一。

　　《岱山镇志》：“泗洲堂渡船，在东沙角山嘴头，往来定城宁郡等处。”

　　北宋初期，东岱山、西岱山已是国内重要盐产区。大量的优质海盐从两个姐妹岛之间的黄金水道运出，东沙在那时已经繁荣。岛上有福州商人也就不足为奇了。有记载说，两浙沿海的杜渎镇、于浦镇、岱山镇、大嵩市、钱清镇等都是颇具规模的盐业市镇(《宋会要·食货》)。宋代的岱山远比普陀、嵊泗繁荣。

　　当时可能比普陀山还要有名

　　那么,泗洲堂又是怎么样一座寺院呢？东茹山“泗州大师堂”供奉的僧伽和尚是谁呢？这里为何会成为当时东亚航线“往还船人常参拜处”？

　　茹山“泗州大师堂”供奉的僧伽和尚原是一位唐初的高僧(617-710)，据说当年泗州(在今安徽盱眙)屡闹水患，他施用功法降伏了妖魔水母，使得泗州永绝水患。唐末五代被视为观音化身，尊为泗州大圣。到北宋时期，僧伽信奉达到顶点。宋太宗重盖泗州大圣塔，泗州普照寺名闻天下。欧阳修、王安石等都曾为僧伽祭典写文章。1072年，成寻北上去开封途中，就亲眼看到盱眙祭拜泗州大圣塔盛况：“途中十万人满路敢无隙，买卖食物如杭州市。”

　　当时，全国各地都建泗州塔、泗洲堂、泗州庙、泗州寺。北宋诗人黄庭坚说：“僧伽本起于盱眙，于今宝祠遍天下。”到了北宋末年，金人入侵，淮泗烽烟四起，泗州大圣塔被焚。禅宗开始在南宋各地大行其道。杭州的天竺观音寺、普陀山观音道场兴起，僧伽大师的影响力渐渐消退，泗州堂以后大都成了历史遗迹。

　　一千多年前，舟山各地同样建起众多泗洲堂。其后，岱山、嵊山、金塘、东极等地还有与泗洲堂有关的地名遗存，就是有力的证据。

　　东茹山“泗州大师堂”成为当时东亚航线“往还船人常参拜处”,这应与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异常活跃有很大关系。

　　吴越国继承唐代传统，积极开展海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旧五代史.钱镠传》云:"镠乃以镇海镇东军节度使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王，行册封，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吴越国继承了唐代在对外贸易上的有利形势,积极拓展对外贸易。

　　当时吴越王还通过商人从高丽、日本求得中原已失传的佛教天台宗经典回国，重振自唐武宗灭佛受到重创的天台宗。北宋杨亿在《谈苑》中说：“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缺，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寓书于其国王，送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

　　吴越商人频繁往来于东亚航线之间，当时的浙江成为中国与高丽、日本交往最多的地区。明州成为全中国最重要的海上航运中心，东茹山作为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站点。

　　帆船时代，航行于东亚航线之间非常危险。亲历惊涛骇浪的成寻对此有十分生动的记述。宋神宗问他：“日本自来为甚不通中国，入唐进奉？”成寻说：“沧波万里，人皆固辞，因之久绝也。”“泗州大师堂”就像后来兴起的妈祖庙、天后宫一样，成为航海者顶礼膜拜的祈福地，并且名气越来越大。《宝庆四明志》说，“绍兴十八年，僧昙解、侈大之高丽入贡，候风于此。”这说明直到南宋初年，这里还是中国与高丽、日本航线上“往还船人常参拜处”。

　　吴越王送佛塔给东茹山佛寺，只能是出于这么一个历史背景。

　　我们已经知道，普陀山曾是当时航海者必到的地方。普陀山有高丽道头、新罗礁古地名，日本高僧慧锷在此开山更是在唐朝晚期。但在北宋初期，普陀山还没有成名，影响还十分有限。《参天台五台山记》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两书的作者甚至还不知道慧锷开山的故事，就能说明问题。《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提醒我们，至少到公元1072年，东茹山很有可能比普陀山还要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