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元稹有诗曰：“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说的是大唐“行宫”，诗中那一种花容消逝、闲坐漫聊之情景，行宫寂寥、盛衰浮华之沧桑感扑面而来。我不禁想起“衢山大礼堂”来，这个自己少年的洗礼之地了。

　　岛斗岙没有燕馆歌楼，这是肯定的。那时候，燕馆歌楼都属“封资修”黑货，连同那些传统的音乐、曲艺，即使不属于捣毁砸烂之列，也被扫进历史垃圾堆，没绝迹的也呈现出苟延残喘之象了。譬如“调马灯”“小戏文”之类，我十二三岁时只在三弄弄堂里看过一次。房子也越建越简单，就那么石头、石灰，泥墙四堵，木头几根，青瓦几片，没雕梁，更无天井，看不到庭院花木花草，更无论奇石假山了。

　　但有一处似乎是例外，就是“衢山大礼堂”，这是衢山最漂亮、最雄伟的建筑了，原名“大衢区公所礼堂”，曾是大衢县的办公地，后叫作“大衢县影剧院”，是衢山岛最热闹的场所，一有演出，周围乡村的群众都会带凳掇椅来看节目。

　　用“雄伟”一词来描述“大礼堂”似乎有点滥，但给少年的视觉冲击就是这样：哇，嘎大，格是漂亮哦。后来读了课文《雄伟的人民大会堂》，才知道衢山大礼堂完全是小儿科。但无论如何，那个时候，“大礼堂”是衢山最高大、最宏伟的建筑了，巍峨着，矗立在岛斗幸福队那片空旷的土地上：中间突起，顶端嵌一颗五角星，浮雕式，颜色赤红，太阳下闪着光芒。那种哥特式教堂的建筑样式，让我想起教堂顶端那个高高的十字架，那个“仁即爱人”的教义来。这是后话了。那时候要跳“忠字舞”，要“早请示，晚汇报”，要戴领袖像章，手举“红宝书”，高呼领袖万岁，概与教堂的礼拜和朝圣，与寺庙里的跪拜和磕头等是无本质区别的。每次开大会，总是先要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结束时则要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大礼堂坐落在衢山区政府的东面，倚北面南，中轴线格局，南北长，东西短。前面有一个平整的操场，操场下就是一条公路，无数次，大衢群众集会都在那儿举行或者出发，譬如1971年的揭露“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大会，1976年的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和游行活动等。礼堂的主楼与广场之间早先有一个高高的平台，长十多米，宽七八米，可作为主席台。一有重大集会，台上插有十面红旗，左右各五，各向左右方向前倾。台前面的领导一色正襟危坐。有时也作为露天演出的舞台，譬如衢山区红色歌咏比赛、革命样板戏演出、庆“九大”文艺演出等。广场四周边沿植有大树，大口碗粗大，叶面宽大，叶色深绿，秋时会结杨梅般的果实，可能是栎树或者榛树。也不知是为什么，西边的几棵长得特别茂盛，而东边的长得瘦小纤弱。

　　大礼堂有四道门，进去即是一个过堂，地面用磨石子浇铸而成，这在当时应是一种高档的建筑方式了。入内还有两道门，左边双号，右门单号。礼堂有七八百个座位，木椅，坐板可翻转。正前面即是舞台，一米余高，可从两边拾级而上。屋顶为天花板装饰，呈方格。东西墙上各有三四个窗，窗子像落地窗一般大，木格窗活动式，可掰上掰下，门窗配有一挂绒布，外层深蓝，内层绛红。有好看的电影片子，若是买不到票，一些身手灵活的小囝或者后生就偷偷从这窗口里翻身而入。

　　礼堂西边是出入通道，通常为工作人员所进出，也是散场后人们的走道。除了通道以外，工作人员的宿舍、演员化妆间也在这一边。礼堂的外墙壁没有粉刷，露着砌筑的青砖，一块一块，方方正正，层叠而上，想是结实牢靠，足以呈现营造时的匠心。

　　大礼堂是电影中心。那个年代所热映的，我几乎全看遍了，譬如《难忘的战斗》《小兵张嘎》《洪湖赤卫队》，譬如《青松岭》《创业》《金光大道》，还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更毋庸说《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了。电影中好多场景和台词我记忆犹新，《南征北战》中“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吧”，《英雄儿女》中“为了胜利，向我开炮”，《闪闪的红星》中“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等等。有好事者还编排一句顺口溜，叫什么“难忘战斗，称柱(锤)靠(敲)头”之类。

　　我次数看得最多的片子是《闪闪的红星》，那戴着五角帽的潘冬子就是自己的偶像，至今脑子里还刻烙着他的形象，几十年后不经意间还会哼起《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这些曲子来：“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这些歌老师都没有教过，唱得还像模像样的，学校里排练节目时自己还是领唱。

　　因为着迷，我做梦都盼着看《闪闪的红星》的续集，极想看到潘冬子参军后的事儿，想象着他成长后的美丽结局，过一把潘冬子参加红军后的瘾。那时候没有“追星”一说，没有“粉丝”一词，但事实上，少年的我绝对是“潘冬子”的粉丝，那热情不亚于现今华仔、龙哥的那些“花蜜”“龙迷”。

　　在大礼堂，我还看过不少外国电影，像南斯拉夫的《桥》、朝鲜的《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之类。有人对这些外国电影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做“苏联老一套，朝鲜哭哭笑笑，罗马尼亚搂搂抱抱，越南枪枪炮炮，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南斯拉夫看得困勿着觉”。“苏联老一套”说的是翻来覆去放那两个片子《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看得都能背下来了，片子真的成了“骗子”，现今俄罗斯的中学教科书上说那一切完全是“哄蒙拐骗”的谎话。“朝鲜哭哭笑笑”说的是《卖花姑娘》和《金姬和银姬的命运》。《金姬和银姬的命运》讲的是一对孪生姐妹在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不同命运，说因为有了金日成将军，金姬过上了幸福生活，而妹妹银姬在南朝鲜则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我清楚地记得，那晚放《卖花姑娘》，平时从不看电影的大阿姨也从打水坑赶来。看着看着，一场子全是窸窸窣窣的抽泣声，有人哭得一塌糊涂，涕泪交加。散场后路上，我看到大阿姨还在不停地擦眼泪，想是那块手绢全湿透了。

　　那时电影的吸引力确实很大，在小戏文、越剧、莲花落等等都成为“封资修”黑货而被扫入垃圾堆后，电影成为少年时代最为形象的教育领地。英雄们成为自己的偶像，潘冬子不用说了，《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李铁梅，《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虎胆英雄》中的主人公曾泰等，在我的心中是多么崇高，多么完美，简直与天可比高，与海可比深，我极想学，但又又觉得自己学不来。后来，每当与人聊起那些过往的电影、人物，我的记忆碎片会很快拼接成一条完整的影像，像是完成对历史的一个走访，而很少问一问：为什么他们都是这样高大、完美，一个个都不食人间烟火，少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即使有爱，也是什么阶级兄弟姐妹之爱，是对领袖、对组织、对集体之爱；人活在世上，除了这些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还有没有平静的呼吸与平凡的微笑？

　　后来，1981年，我离开衢山外出读书，与“大礼堂”少有见面；后来，2001年，“大礼堂”停业，与电影告别；后来，2011年，“大礼堂”拆除，改建为岛斗停车场，以满足群众新的需要，而留在世间的，惟有这些曾经的记忆、电影的洗礼，还有自己此刻对衢山老家绵绵的怀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