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红色中华》报接连以头版整版的罕见篇幅，先后刊发了关于金维映的两篇谈话。《红色中华》是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自1931年创刊以来，极少在头版刊发部门负责同志的长篇报道，它为什么对金维映如此破例呢？

　　笔者查阅1933年至1934的红色政权史料后，发现在1934年，金维映在扩红上成绩突出，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和同志们力挽狂澜，为红军撑住了一片天。1934年5月30日，《红色中华》先是以头版整版的形式，发表《瑞金红五月扩大红军突击中的宝贵经验——金维映同志的谈话然之访稿》专稿(见图一)，继而在9月16日，再以整版形式，发表《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金维映同志谈扩红动员不能迅速开展的基本原因》(见图二)。期间，该报还持续不断在跟踪报道金维映和瑞金的扩红先进事例。

　　查阅党史资料后发现，1933年9月起，蒋介石调动百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人直扑中央苏区。

　　兵力上的悬殊，加上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和“全线出击”的错误指挥，使这次反“围剿”极其艰难，红军兵力锐减，红色政权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

　　扩红补充兵力，成为当时最为紧迫的任务。

　　但红军分别在1933年5月、9月作了两次大规模扩红，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部队减员严重，要在短时间内再进行大规模扩红，难度可想而知。

　　金维映1931年被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于都、胜利县委书记，中共中央局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中共中央把1933年12月定为扩红突击月，要求突击扩红2.5万名，金维映兼任瑞金扩红突击队总队长，交给瑞金的任务是1500名。

　　此次扩红面临极端困难的局面，整个苏区，只完成了中央40%的任务。

　　金维映冒着严寒，四处奔走，至次年1月4日，瑞金送出的新兵员是2000名。

　　1月4日，中央召开扩红表彰会，瑞金、兴国、西江三县受到表彰。

　　几天后，《红色中华》报第一版，以《红匾——送给红瑞金突击队的优越者》为题，报道在扩红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金维映等9名干部先进事迹。这是《红色中华》自1931年12月创刊以来，第一次用“红匾”形式来表彰苏区工作中的佼佼者。金维映的名字，从此传遍了千家万户。

　　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当选为代表的金维映，在台下认真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毛泽东对瑞金的扩红工作予以表扬，并要求全体再加压力，为接下来扩红工作作出新贡献。

　　金维映倍感振奋，更为投入地奔走于扩红第一线，交出了一份份漂亮的答卷，一次次被中央肯定。1934年5月30日，《红色中华》以头版整版形式，发表了记者然之对金维映的访谈稿。

　　但此时，前线形势更为严峻。王明、李德等人继续排斥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一系列错误的军事方针，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步步失利，部队急需补充兵员。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打到根据地外围区域，红色政权如果不能及时补充兵力，后果将不堪设想。

　　1934年6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命令，任命金维映为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

　　9月3日，中革军委拉开再次扩红序幕，要求在9月23前扩红三万名，为第五次反“围剿”作最后努力。

　　但是，这次扩红的困难更为严重，自9月14日，时间过半，任务却只完成了中央的四分之一，然而在7616名新战士中，来自瑞金的就达到了3250名。《红色中华》9月16日再次以头版整版的方式，报道了金维映的谈话，金维映深入分析了扩红遭遇困难的原因，要求苏区广大干部群众同生死、共存亡，为保护红色政权全力以赴。《金维映在江西》一书记载说，“此次访谈在苏区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对扩红工作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由于上下齐努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扩红工作获得了新的活力，很快扭转了前一阶段的被动局面”。

　　金维映从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主要工作就是扩红，可以说，她为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撑住了一片天，正是在她和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前线才有了一次次新鲜血液的补充，为红军突围、保存有生力量赢得了时间。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金维映在江西》《党史文汇》《红都瑞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电子版。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