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9年，苏子瞻因“乌台诗案”入狱，被关押一百三十天之后，在漫天风雪中去往被贬之地黄州。风尘颠簸，子瞻终于抵达黄州，入住定慧院，闭门不出。在某个枯寒之夜，梦醒时分，他写下《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在这首词里，子瞻的那种孤寂空漠、思无所归之感可见一斑。被驱离、被遗忘，幽居、寂寒，他写“不肯栖”仍是胶着在“寄”与“归”之间，难以安然，于是，便只好冷。纵观子瞻一生，屡遭贬谪，颠沛频密，在他写下的文字里，能够看到他不断在追认“人生如寄”与探寻“吾生安归”，寄与归，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关键词。

　　曹植《浮萍篇》说：“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悲风来入怀，泪下如垂露。”这是“寄”的初始内涵，人生短暂如寄居于逆旅。“寄”成为一种生命存在抑或生命形态。人生如寄的存在感与士人处身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而子瞻对于自己生命存在方式的体认也与其政治生涯紧密相关。但他对于人生如寄的理解，比之前代士人，显然有着更加丰富的况味。

　　在他沿江南行，折而北上，来到京城汴梁，开启仕途人生之际，也拉开了对于人生如寄追问的帷幕。早慧与天分，使他能够敏锐地体察出人生阅历的偶然性以及其中潜隐着的悲剧性因素。他在早年与胞弟子由分别之时即有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表达出了在偶然性之下对人生不可把握捉摸的迷惘。出仕以后，宦流各处，又因陷于党争漩涡遭一贬再贬。这种流徙经历、居处不定带来的迷惘促使了他的思考，从而形成“寄”的意识。在酬答友人时，写道：“人生如寄何不乐，任使绛蜡烧黄昏”，后在黄州所作《临江仙》词，亦有云:“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绍圣以后苏轼南迁岭海，这种意识愈发强化。《次韵子由所居六咏》(其四)云：“萧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郁孤台》诗云：“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被贬往海岛后，说得更直白：“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随着时间的推移、党争的加剧及人生困境的加重，子瞻的“人生如寄”意识愈发强烈，认识也愈发深刻。子瞻所理解的“寄”显然并不是只瞩目于人生的短暂性，他往往能够从一些偶然性的细节中感悟生命痕迹的不可捉摸。中年及晚年的宦海风波、庄禅观念的影响，则使他常常在偶然性的捕捉中体悟到人生的虚无。他在《和陶形赠影》中云：“无心但因物，万变岂有竭。醉醒皆梦耳，未用议优劣。”在这种委运任化的庄禅哲学的浸润中，生命主体不问是非、浑浑噩噩的消极一面被放大，唯愿于半醉半醒、陶陶兀兀中避祸保身。这不问醒醉、不问好恶的念头源自老庄的平等观、齐物论，但这种均齐万物的思想最终必然流为虚无，具有精神性的生命个体也自然丧失其主体地位而流于附庸。虽如其胞弟子由所说：“此人心中未必空，暂尔颓然似无事”，但士人的淑世之怀与用世之志只能蜷缩心底，在日复一日的投闲置散中淡漠消磨，只剩下外在的躯壳，无所牵系，没有方向，随波逐流。

　　子瞻在晚年北归时所作《自题山寺小像》中有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真可谓老年子瞻对自己迁谪生涯与心路历程的高度概括，“心似已灰之木”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身如不系之舟”。原因正如庄子所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人不可能是一个无意识的存在，当生命主体因外界环境而有意识地收拾起信仰与理想，流行坎止，随境俯仰时，主体精神自然因无所归依而衰苶委顿。因此，对于曾怀抱理想的子瞻而言，貌似智慧的庄禅哲学并不可能成为精神信仰和宗教皈依，只能在困境中藉以消解人生磨难罢了。但窜谪蛮荒、投闲置散的境遇又易使意志薄弱者匍匐以归，迷而难返。英特迈往的子瞻便难免此病。他在《和陶答庞参军六首》(其六)中云：“吾生一尘，寓形空中。”躯壳如同浮尘一般飘荡于空中，虽然有无限的自由性，但没有依托，没有方向。这沉浮宦海的士大夫之“寄”，既有身不由己的无可奈何，也有因信仰失落而带来的迷惘和空虚。

　　当然，子瞻不会停留在“人生如寄”的空虚与困惑之中，天性使他竭力规避着空虚背后的苦痛。“寄”只是一种客观的生存状态，具有精神性的生命个体必然要去追寻一种终极价值，那就是对“吾生安归”的求索。兄弟早年出蜀时曾有对床夜雨、同隐故山的夙约。但在经历了大半生的游宦漂泊、南迁北往之后，子瞻的“归”已不再是具象的回归蜀中故园，这一夙约的内涵已升华成为与“寄”相对的精神层面的“归”。对晚年的苏轼而言，故庐与田舍早已失去安顿心灵的物质意义，升华为一个精神符号。“吾生安归”绝非仅是居无定所的焦虑，更是对于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的探寻。

　　早在贬谪黄州时，他为寻躬耕之地前往沙湖，途中恰遇暴雨，当即潇洒写下：“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于那会儿的他而言，余生还有很长，他自信于自身的坚实与“此心安处是吾乡”。而在以后，在《和陶拟古九首》(其三)里，他写下了求“归”不得的栖惶与执着：“客去室幽幽，鵩鸟来座隅。引吭伸两翅，太息意不舒。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去此复何之，少安与汝居。夜中闻长啸，月露荒榛芜。无问亦无答，吉凶两何如。”面对“人生如寄”的空虚冷漠，作为精神主体的人仍应执著和持守，去追寻精神的栖居地，但真正能够安顿身心的“不动道场”在何处呢？诗作中“何者为吾庐”的敏锐追问既传达出无所依归的困惑，又表现出一种上下求索的执著。诗人与鹏鸟之间置而不问与栖而不鸣的沉寂，似是超然无事，实则透出困顿风尘、无所归依的迷惘以及郁郁难归的生命本源之荒凉。

　　以庄禅哲学的自然观来观照天地万物，并非必然转向审美。子瞻因党祸南迁后，物质条件窘竭，生活境遇不堪，生存环境更为严酷。同时，在政治上，新党的迫害如影随形且变本加厉，在这种文网严密的政治环境中，迁谪士人朝不保夕、动辄得咎，心态上已是惶惶不安，对于审美性的文艺创作究竟能有多少热情与胆量，是很值得怀疑的。这由其创作数量减少、创作风格之趋于平淡、艺术手法上的“以俗为雅”等即可看出端倪。其二，以审美为主的文艺创作只是生命个体活动的一个方面，至多只是人生痛苦的一种消解方式，而非全部人生，更何况“作诗遣愁愁更愁”的情况更为普遍。子瞻晚年的从诗作多消减技法、直抒胸臆，且常常流露出孤寂之情。然而，信仰与理想虽潜伏心底，若隐若现，但并未泯灭；纵然“愿抛心力做诗人”，当时的政治环境也不允许。朱熹曾说，子瞻“晚年自知所学底倚靠不得，及与李昭蘭书，有云：‘黄、秦辈挟有余之资而骛于无涯之智，必极其所如，将安所归宿哉？’”于是，这些沉溺于庄禅、醉心于翰墨的士大夫们又不得不转过身来，重拾儒家经典，以之填补充实精神上的空虚。

　　子瞻自认为他在贬谪期间最有价值的工作，就在于对《易》《诗》《论语》三部儒家经典的注解：“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他在与李之仪的信中说：“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他对自己的这项工作颇为得意，在北归途中又与友人说：“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由早岁的儒家到中年的庄禅再至晚年的儒家，子瞻的思悟经历了螺旋式的轮回。

　　从“吾生安归”的最终抉择来看，苏子瞻显然超越了白居易，他超越了物质的羁绊、功名的诱惑和地理的影响，真正实践了自己所宣称的“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

　　从“人生如寄”到“吾生安归”，子瞻形成自己一套独特的对人生处境的观照方式，无论身居庙堂还是处身江湖，他都能以坦然的姿态和达观的心理去化解外界对生命的摧残和打击。随缘任运的坦然与达观难免带些无可奈何的色彩，但仍不失为一种面对人生逆境的积极态度与理性方式。在这一点上，子瞻的精神境界超越了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前代士人，直契纵浪大化、复归自然的陶渊明。与此同时，因迁谪遭遇而导致的官僚身份退隐、学者身份复归，又玉成了他疏经造论，藏之名山的学术事业。晚年对儒家经典的传注疏解，传达出了自身“旧学终难改”的不屈风骨与自由人格。这种充溢于外在姿态的内在精神，是子瞻对“吾生安归”探寻的明确所得。因“人生如寄”带来的个体生命的空漠虚无感，以及委命任运产生的那份无奈，都被这执著与持守冲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