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我们从上饶集中营胜利越狱,在上海碰到胡时杰、陈维城等同志,得知浙东有我们的游击纵队,我们遂于是年4月到了镇海柴桥。胡时杰同志与当时三东地委负责人王起同志联系,王要我们暂留“国民兵团三大队三中队”,协助王家恒同志,控制和改造这支队伍,并进行整训,以便配合浙东纵队向南发展。
当时三中队驻镇海柴桥庾头青龙庵,大队指导员兼三中队队长是王家恒同志,左丁(当时叫冯岩夫)被任命为中队中尉指导员,毛维青(当时叫毛薇卿)任命为少尉附员,刚开始负责文教,后任出纳。年底又派来了阮世炯同志(也系上饶集中营暴动出来的)被任命为少尉附员,搞部队整训。
当时因特殊斗争的需要,没有建立党支部。王家恒同志作风正派,处处以身作则,在部队中威望较高,他对我们几个同志也十分信任和重用。在王家恒同志的领导下,我们互相配合默契,工作有了一定起色,部队的面貌也发生一定的变化。我们大概在该部队工作两年左右,期间王起同志经常派交通员阿毛姐(吴敏同志)与我们联系,向她汇报部队情况,并得到党组织的指示。
现将我们在三中队工作情况回顾如下:
当时三中队的士兵,大部分是由王家恒同志到岱山动员来的,大都是年青贫苦渔民和盐民,思想也比较纯洁,但政治觉悟不算高。为此,要掌握这支部队,首先要提高部队的素质,提高士兵的抗日爱国思想,故先后两度进行整训。冯岩夫编了一本“新三民主义教育大纲”,阐述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士兵要爱国家、爱民族、爱同胞,抗日救亡,保家卫国,除汉奸等等。后来士兵的思想觉悟有一定提高。
其次是抓紧军事训练。各分队除执行任务外,进行轮训,早晚点名讲话,进行“三操二讲堂”军事演习,还作了一些有关兵器的自然科学常识教育。
第三,对士兵进行扫盲,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当时条件较艰苦,我们用沙盘、纸片等当教具,安排一定的时间教学。士兵们年纪较轻,学习能力也较强,进步很快。至今还有好几个老战士说,他们的启蒙教育是当年在部队接受的。
第四,开展正当的文化娱乐工作。为了使重建的三中队战士不染上恶习,我们在中队建立了俱乐部,组织士兵打乒乓球、打篮球、下象棋、出墙报,教唱抗日歌曲等,并组织分队与分队之间比赛,以正气压邪气,部队的文娱活动受到广大士兵的热烈欢迎。
第五,发扬经济民主,改善部队伙食。一开始部队的经济由一个人管,又是会计,又是出纳,部队的伙食搞得较差,后把会计出纳分开,并成立了士兵伙食委员会,由士兵派代表参加伙食管理,公布伙食帐,部队生活有了一定改善,士兵较为满意。
第六,建立每周一次的生活讨论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表现好的出墙报或队前表扬,违反纪律的则批评教育甚至处分,对整顿部队的组织纪律起到一定作用。
第七,开展军民联欢活动,搞好军民关系。当时我们和当地小学经常联系,逢年过节联合演出,宣传抗日,进行篮球比赛。记得当时我们还自编了歌剧《混江龙》,讲述一个东北义勇军战士进关内抗战的故事。
两年时间里,在党的领导和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把新四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贯输到这支部队中,使得部队的面貌和士兵的觉悟都发生了一定变化。然而我们的行动也引起部队内非党官兵和地方一些人士的注意,他们觉得这支部队与众不同,官兵平等,军纪严明,其他个别大队甚至公开扬言“三中队是共产党”。
我们三人因各种原因,经浙东区党委和三东地委同意,分别挥泪告别三中队回浙东游击纵队。我们回去后,党组织对这段革命历史和工作都予以肯定,并未受到任何审查(注:阮世炯同志于1944年7月,毛薇卿于1945年4月,冯岩夫于1945年5月,先后回浙东游击纵队)。
1985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