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为什么要走达蓬山——岱山这条道路？   

    主张此说的同志提出许多理由。大致说来有这样几点：一、古代越人自古就有造船和海上航行的优势，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是对“越人便于舟”的生动描写。舟山群岛几十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是越人先民在四五千年前已能进行海上航行的证明；二、这一带不但流传着许多关于徐福的传说，而且有许多徐姓村落，是徐偃王的后代集居之所，徐福为避暴秦，在其最后一次东渡时必需借助于徐氏宗族的庇护；三、地理条件的优越，如优良的海港、季风、海流等等；四、这一带经常出现海市蜃楼，容易引起人们对海上三神仙的幻想。

    最近读内藤大典先生所著《徐福学入门》，颇受启发。内藤先生把徐福起航地定在海州湾和连云港一带。航行路线有北路和江南路两条。北路经朝鲜半岛南下经济州岛到五岛列岛进入九州的有明海。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在内藤大典所绘制的《徐福东渡路线》图中，把北路的线条画得较细，而江南路的线条画得较粗。这代表着日本学者的一种新的观点，这种观点的科学依据是北路虽然在地图上看较为近捷，而实际上其危险性却比江南路要大得多，也就是说，其成功率比江南路要小。古代中日交往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原东京商船大学教授桥本进先生在《徐福与航海》一文中将遣唐使船只往返的资料作了统计。据他的统计，北路出航的船6只，平安到达中国的4只，遭难2只，遭难率约33%；返航4只，遭难1只，遭难率约25%；而在南路，出航26只，遭难4只，遭难率约15%；返航时22只，遭难的2只，遭难率只有约9%。唐代和秦代虽然相距几百年，但海上的自然条件却没有多少变化。北路黄海水域内一年到头有南北向的海流，给东西航向船只的航行造成较大的困难。而从舟山群岛入海，则可借助海流和季风漂到日本。日本《秦徐福碑文》说：“放船于吴越之地者，遭风箭激，则必来于此”；“至于今吴越之船漂来此者不可胜数”。说明自江南经海路至日本，具有自然条件的优越性。

    由此不妨对徐福出发的地点和航路作如下几种设想：一、徐福船队从琅琊附近出发，到宁波附近集结，修理船只，补充给养，然后经岱山、舟山诸岛直航日本；二、徐福船队从宁波附近的达蓬出发，经岱山及舟山诸岛向东北直航日本；三、不排除走北路的可能，但走北路的船只也有可能受海流或风浪的影响而漂向南方。当然这都仅仅是设想而已。

    徐福在日本的登陆处，日本民间传说有二十多处，以佐贺为最多。可能徐福船队的船只漂到过这些地方，也可能徐福本人曾经在好几个港口登陆过。从海流、风向来看，漂流到九州西北的佐贺，是最理想的猜测。我曾在内藤大典先生的陪同下参观过佐贺县诸富町金立神社一带的徐福遗迹，在那里流传着许多有关徐福的美丽传说。去年听说佐贺县的佐贺市在金立山麓建造了一个“徐福长寿馆”，展出的内容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介绍了日本各地的徐福传说、古迹、稻作文化的传播和吉野里遗址，佐贺和连云港自然环境的比较以及和徐福传说有关的药用植物等等。这是一个古代中日友好关系的纪念馆，可惜我只见到文字的介绍，还没有机缘亲自到那里去看一看。 

    在我们浙江，近几年也有一些热心人对徐福的问题进行研究。董楚平、董有华、陶和平、沈伯勤、章钧立、李公亭、王清毅诸君都写过令人很感兴趣的文章。在传说中的徐福出海地慈溪市成立了“徐福研究会（筹）”并且在1995年3月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达蓬之路》。在舟山群岛的岱山县，也有一些同志组织了“徐福研究会”。 

    另外，研究徐福，也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首先体现在“爱我家乡”的教育上。爱国主义精神植根于纯朴的乡情，多少炎黄子孙，他们热爱祖国，是从报效桑梓做起的。乡音、乡情、乡思能转化为一种神奇的凝聚力和巨大的能量，从而推动和促进家乡的经济文化建设。但是，爱我家乡教育，并非是空洞的说教，而要有实打实的东西。研究徐福与蓬莱仙岛，正能为人们展示一种古代海岛文明的文化背景，为秀美的海光山色注入丰富的内涵，使人们觉得家乡可爱，是因为有所爱，值得爱，值得为之去付出，去努力，去奋斗。其次可以发掘和弘扬古老的民族精神。我们在研究徐福过程中，发现方仙道那种“不求来生，只为今世”的思想，那种不畏艰险，为达目的而坚贞不渝的奋斗精神，正是我们古老民族一种固有的精神积淀，这种精神积淀，以民族气质的形式表现出来，千百年来，影响着一代代的炎黄子孙。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的今天，发掘和弘扬这种精神，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这对振奋我县人民的精神，建设自己的家乡起到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