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旦中华文化能够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之身已经强健了

　　任何文化的弘扬、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两件事：一件事情是牢固地树立文化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应该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和日常生活中；另一件事情是自觉地与异质文化进行接触，通过接触，了解、理解、欣赏、学习对方。

　　文化的开放性和主体性，是辩证统一的。没有主体性，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就没有根基，没有主见，在与异质文化接触时，就可能或发生不应有的冲撞、抵制，或者走向另一端，良莠不分，囫囵吞枣，盲目信从，最后失去自我，不知“‘我’是谁”。反过来说，如果文化不开放，不自觉地与异质文化接触，就会故步自封，久而久之，文化就要凋敝；而文化不强，国家也将衰落，近三百年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说明。

　　文化“走出去”，是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从19世纪后半期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是因为接触了西方文化而催生的，但都是外国人或国人介绍进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的，我们是被动中的主动或主动中的被动。现在，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可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第一次把“文化走出去”提到全体国人的面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其根本的原因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强了，我们的文化开始自觉了。

　　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现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已经统治了全世界，中华文化别具一格，是个“例外”，常常被视为“异类”加以拒绝。二是西方对中华文化的偏见根深蒂固，动辄说我们在搞“价值观输出”（这本来是个伪命题，在此不详述），刁难、抵制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一时难以改变。三是我们还不善于用外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话语，客观地介绍中华文化以及当今中国。最近几年，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情况有所好转，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孔子学院已经遍布五大洲的105个国家。西方评论说：这是西方主流社会能够接受的中国唯一的文化产品。这一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以便让它在中华文化和各国进行综合交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华文化“走出去”，自古就有，但那不是自觉的，是随着商品、移民或战争自然流出的。当中国积贫积弱，或在世界经济中没有地位的时候，即使自觉地向外介绍，也不会引人注意。现在开始自觉地向外走了，但还不是“大踏步”，只是“小碎步”。要想“大踏步”，还要走相当长的路：一是要等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中华文化强大起来；二是要学会“大踏步”。

　　文化交流大体有三个层次和渠道。第一个是政府间的交流，主要是因时、因地、因人（对象），围绕着国家间的利益进行。这种交流决定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第二个是学者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学术性强，参与者寡，但却直插文化根底，接触彼此的价值观、世界观、伦理观，其影响久远。这种接触的成果可以观照文化的所有领域，真正了解对方的“心”和“根”。第三个是大众间的交流，也就是现在开始常提到的“公共外交”。商贸、旅游、留学、演出、体育竞赛等都属此类。

　　我认为，在这三个层次或渠道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因为学界的交流可以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可以影响各自的决策者，下可以影响大众，而且是在文化的根本上产生影响。现在，我们的情况恰恰是这方面薄弱。因为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广，同时，研究文化的学者90％以上不能用他国语言进行交流，即使交流，也缺乏与异质文化交流的话语技巧和应对方法。这都是长期封闭的后果。最难的是第三个层次或渠道。在大众交流（公共外交）方面，现在参与的人不少，但是懂得或精熟某种形态文化的较多，了解文化与交流规律的较少。这是由于一般游客、文化工作者曾经受到教育体制的局限。

　　总之，在我看来，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必然之势，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目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要把这件事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加大力量。但是，以前我们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因此，近年我提出了“固本强身，走向世界”和“小步快走”的想法。其意思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速度可能决定于国家经济实力和在文化“走出去”投入的多或少；而效果的大小、影响的深浅，则基本上决定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建设和研究的水平。有前一点，所以可以快，有后一点，所以只能是小碎步，不是我们不想大踏步，而是大不起来。一旦中华文化能够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之身已经强健了；而“走出去”也会影响和促进“固本强身”。 □许嘉璐

　　（作者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