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东渡已属于信史，概用不着争议。争议的是东渡的几个细节，比如为何要去？去了哪里？去了几次？每一次从何出发，经过了哪里？一直以来，史家和学者就这些问题穷究竭虑，作出了相当努力，并形成了几个共识，为徐福东渡提供了一个较为明晰的轮廓。但同时这些研究也给徐福东渡平添了一些云山雾水。这固然有着历史遥远、史料缺失、实证匮乏的原因，但也不无功利性因素的存在。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远一些，视野放得开一些，抛开一些纠缠不清的细节争论，将徐福研究从对徐福故里、起航地、登陆地等问题的纠结中突破出来，我们可能会从徐福东渡中得到另外一些启示，为徐福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文化视角。

　　一、从“求仙”的角度看“东渡”

　　岱山是否是“蓬莱”？回答是肯定的。有何证据，该是徐福到过岱山。其中缘由，众多学者包括岱山的陶和平、沈伯勤等先生已经作了详实而有力的研究(参见陶和平的《岱山古称蓬莱与徐福的关系》和沈伯勤的《东海蓬莱与徐福求仙》等文)，不用我置喙。比如邬永昌先生的《徐福东渡普陀驻泊地探论》中就认为：“从地理位置、潮流等分析，从历代地方志和野史等记载来研判，徐福东渡船队在岱山驻舟后从东极港(东福山)开洋的答案是符合情理之中的。”他指出，在造船业和航海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秦代，借助海流和季风力量，从舟山群岛到达日本是最理想的航路。

　　但翻阅史料，“蓬莱”之地甚多，台湾学者梁嘉彬曾说：方丈是济州岛，瀛洲是琉球群岛，蓬莱是日本列岛(转引自李永先《徐福东渡原因新探》)。也有人说，“蓬莱”是指浙江象山，又有人说，“蓬莱”是指山东蓬莱，且都有物证，有人证。这是为何？该是“蓬莱”不是一个确定的地方，无论是岱山、象山，还是山东蓬莱、江苏连云港，都是“蓬莱”的一部分。“蓬莱”也好，“瀛洲”也好，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世界的一种认识，是当时航海实践的产物，这种产物，既带有理性的探索，又充满了幻想的成分。

　　始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海外南经》这样描述大海的：海外“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在那个科学与迷信共存的时代，海是与仙、与神联系在一起，充满了神秘的想象。那时，生活在沿海的人们已到过海外很远的地方，齐国人邹衍已经提出了大九州学说：“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①。近些年来，日本出土了大陆先秦时期的遗物，证明日本列岛上那时已有了中国先秦人的足迹。“徐福是否真正东渡至日本，当然难以找到直接的证据，但产生这种传说必有一定的文化背景，这个背景，应当就是当时确已有一批秦代之人，渡海东至日本。”②已故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在《秦汉史》中也指出：“在山东沿海一带的商人，在战国时就开始了海洋商业活动。在徐福等以前也许有人到达三岛，所以徐福等才知道海外有三神山，因而引起他们寻找圣地的热望。”这说明，在战国秦汉时期，中国广大的沿海(海岛)地区就有人居住与活动，而且对航海和海洋地理有了一定的认识。

　　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徐福上书秦皇“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从中可以看到，在当时的航海实践中，人们对于大海之中未知的领地，产生了神奇的想象(神、仙)；而对于想象的追求(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又加深了人们对海的认识与把握，成为驾驭大海、征服海洋的动机，这正是人类探索海洋绵绵不绝的巨大动力。李书和、刘镇琦在《漫谈秦皇求仙与先秦文化》中认为：“中华民族进军海洋的历史跨越，则恰恰与社会形态的变革相同步。其显著标志，就是以远航为特点，纵横驰骋渤海、黄海、东海广大海域，声迹远达日本海，乃至太平洋彼岸的入海求仙活动。”而徐福东渡则是其中最为隆重的庆典。他于公元前219年第一次下海寻找“神山”，到了江浙东南沿海一带的“蓬莱”。后又几次扬帆出海，几次驾船南下，在茫茫东海上探究摸索。这一时期，正值我国古代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战国时期，即封建制度的兴起和确立时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徐福这七年间，其足迹不可能只到过一岛一地。而在寻找“蓬莱”的过程中，徐福的角色也逐渐从一个方士转变为一个海洋探险家，并最终完成了一个航海家的完美转身。

　　二、从航海的角度看徐福

　　在《史记》上，徐福是以一个方士的面目出现的，但这只是徐福的一个身份，而且这个身份更多的是从他为秦皇求取长生不老之药的角度而言的。而今天，我们应予承认的是，他是秦汉时期一个伟大的航海家。

　　成为一个航海家，必须要具有外在的条件和内在的素质。考察当时的环境和史实，我们能推断徐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从外在上看，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战国末期的《禹贡》和《山海经》两书，是两篇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地理著作，其中后者记录了当时先民挑战自然、探险大海的情形。在这部《山海经》中，已明确地划分了渤海、东海、南海三大海域。翦伯赞在《秦汉史》中明确指出：“徐福等入海求三神山，正是当时滨海一带商人，企图打通与日本诸岛之商业通道。”

　　造船业的发展也为航海提供了坚实条件。高伟先生在《徐福东渡与海洋岛屿文化现象》中认为，秦汉时期是汉民族造船业发展的第一高峰。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已有了专设的造船工场——船宫。当时的船就可分渔船、战船、运输船等。战船已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余皇等名目。大船可载50人及其所需三个月的口粮。秦始皇曾组织一支运输五十万石粮食的大船队而用于南方的统一战争。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融合了越、吴、齐这三个海上强国的造船、航海诸技术，使秦代的造船业与航海业获得很大的发展。秦国在攻打匈奴时，即从沿海的琅邪等地征调粮食经渤海船运入黄海，以应黄河以北前线之急需。这证明秦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具备了一定的远航能力，船已广泛地应用于经济、政治、军事目的和内河、外海的运输事业。

　　而同时，在一些出海口沿岸，人们傍河而聚，逐渐发展形成港口。秦始皇东巡之时，已经出现了芝罘(今烟台)、碣石(今秦皇岛)、琅琊(今青岛附近)、连云港港口等，这是航海发展的最好证明。这些港口是河运和海运的桥梁，是内地与海外贸易的纽枢，也是通向海洋文化交流的前沿(参见李永先《徐福东渡原因新探》)。

　　释东初在《中日佛教交通史》一书中认为，从日本山阴、北陆地区出土的350多件铜铎来看，徐福东渡以前，北方沿海岸去日本航线即已开辟成功。有大批中国人和朝鲜人顺左旋环流漂渡至日本。《山海经•海内北经》说：“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最早到日本去的是燕人，是从朝鲜半岛南端，靠左旋环流漂渡过去的。

　　从内在上看，首先，徐福东渡具有内在的自觉性，其次，经历了一段长期的过程，再次，产生了重大影响。

　　应该看到，徐福航海是一次自觉的活动，对这一点，《史记》记录得非常清楚：“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仙山，名日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从公元前219年到前212年，徐福入海求仙整整七年。他的足迹先后到达渤海、黄海，继而到达浙江东海，漂流海上，最终向遥远的“蓬莱”进发，到达九州。

　　徐福有出类拔萃的组织才能，胆略过人。他利用秦皇求仙山、求仙人、求仙药的机会，积极争取秦帝国的的政治保证和财力支持，以实现自己寻找、开辟海外世界的梦想，并到达“平原广泽”。他还充分考虑到“求仙”不成之后的结果，要求“遣振(童)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徐福有相当丰富的航海经验，其航海技术、天文地理知识都非一般人所可比。他几番东渡寻找不老之药，所率领的船队该是经历了漫漫的海上历险，克服了当时生产力低下，航海技术低下等种种困难，依靠风帆和人工摇橹推进，依靠日月星辰辅助指示航向，最终到达扶桑，成就了海洋探险史上的一次创举。

　　徐福航海代表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航海水平，尤其是第二次规模相当大，据宋代《太平广记》记载和史学家推算，这次徐福东渡，除了三千童男童女，还有百工巧匠、技师、驾驶船只的员工、指挥人员、护卫武士等，人数多达五六千人，楼船达五六十艘。

　　徐福率数千人到达日本，把中国“五谷”、百工以及先进的耕种方式、百工技术与习俗文化等带到了那里，“使停滞了几千年的日本列岛绳纹时代极其落后的生产力发生了飞跃和突变，进入了的弥生时代。”③日本内藤大典先生也指出：“作为弥生救世主的徐福的最大功绩，就是带来了弥生水稻的耕作成功。”徐福东渡所带的水稻、蚕桑、药物等种植得到了推广，促进了日本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在日本民间，徐福被尊称为“农耕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捕鲸之神”，应是当之无愧的。

　　开拓海外，驾驭海洋，实现封建大一统是当时提出的历史课题，是历史的机遇让徐福给这一课题交上了一个完美的答卷。

　　三、从海洋文明的角度看徐福东渡

　　徐福东渡是一次难得的海上探索，是中国早期海外交通与移民历史的代表。徐福东渡又是一次伟大的航海活动，他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一千七百多年。哥伦布仅率领九十人、乘三条帆船去美洲，而徐福是乘几十艘大楼船，率领数千人去了“蓬莱”。在这期间，他对中国沿海的地理地貌、岛屿港湾、风土人情作了一次实地勘察，其结果是进一步打通了中国与东亚、东北亚的陆海交通，远播了黄河文明，划时代地促进了中、日、韩经济文化的交流。可以说，徐福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伟大的航海家，他的成功东渡为中国的航海技术和世界航海探险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果徐福东渡成为一种常态，后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能从中看到一种社会发展的潮流，一种世界文明融合的希望，那该是多么幸运的事情。但遗憾的是，这事儿千百年后只成了一种绝响。蔚蓝色的海洋最终没有进入中国历史的视野，也没有成为皇帝老儿开疆拓土的另一个梦想。

　　中华文明发韧于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黄河中下游一带，所形成的自足自给农耕经济具有天然的内敛性。秦汉以来，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发展，当它兴旺发达的时候，不乏走出国门的脚步，汉代以降，既开辟了连接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又在南北沿海开启了通向海外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了东亚东南亚“汉文化圈”。到了唐代，国家强盛开放，海外贸易发展，呈现万邦来朝的局面，出现了鉴真东渡日本的佳话。到了宋元时代，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港口城市进一步繁荣，“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顶峰，中外文化得到进一步交融。这一切显示出一种泱泱大国的气度。这个时候，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两者相互兼容，互补互动，体现出中国“天下”一体、“四海”一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通过“汉文化圈”深刻地影响了东方。

　　但是当集权到达专制的巅峰时，一切都显得封闭起来，暴露出内在的狭隘性，从根本上失去了那种以雄视的目光看望世界，以瞻望的气概威加海内的心胸，那种勇于探索海外世界的气度消失殆尽，这其中就包括了徐福东渡所开拓的海外文化交流之路，中华文明传播之路。而且，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徐福东渡”这一文化脉络一直处于消隐之中，对于其人其事，只限于一种“方士”式的解读，对于个体暴政的解读，而缺少从文化层面、制度层面加以解剖，从人文和思想的角度加以解剖，从海洋文明的，或者说全球化的角度进行解剖。这固然有着史家时代的局限，但更重要的是一种制度使然。当明清两朝几度“海禁”时，中国已经从根本上丧失了探视世界的意识与能力。当鸦片战争裹挟着“坚船利炮”呼啸而来时，满清王朝的躯壳被炸得千疮百孔，也将中华民族拖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是何等惨烈的伤痛，又是何等之深的国殇。有人说，“中国历朝历代所选择的这样的发展道路、所形成的这样的文化传统，是有历史根据、长期考量、总结积累的最佳选择，是中国历代政治文化精英智慧的结晶。”④这种看法不是惟一的考量与选择，而是浸润于正统意识而做出的思想判断。

　　如果说张骞出使西域，班固再出大秦开创了陆上丝绸之路，玄奘取经印度带来大乘真经，那么徐福东渡则充满了一种进军海洋、开拓海洋的眼光和气魄，堪称中华文明千年前的壮举，为后来的鉴真东渡带去大唐文化打下了一个历史伏笔。历史就是那么充满玄机，假如二千年前徐福从扶桑之地再次回到咸阳，假如徐福修书一封告知朝廷，说是已经在“平原广泽”找到长生不老之药；假如一千年前郑和下西洋是为了探索茫茫大洋，寻找世界文明的不落之药；假如数百年之前清朝颁布的不是“海禁”昭告而是“驰海”指令，那么东亚地区众多国家、民族是否会成为“中华体制”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原大地是否会有中国的哥伦布出现？世界文明史可否要重新改写？

　　可历史没有假如。徐福东渡注定只是封建老儿一个偶起的“雅兴”，一段不起波浪的玄妙之举。这是悠长的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遗憾，也是世界海洋史的遗憾。徐福东渡最终没有成为中国海洋文明的滥觞。正是在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中，在北洋水师的灰飞烟灭中，在丧权辱国撕心裂肺的阵痛中，近代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颠覆和伤痛；又是在经历了一次文化的大浩劫之后，共产党人痛定思痛，在徐福东渡的二千年后，开始了民族振兴的完美转身，把目光从千古黄土转向了蔚蓝色的海洋大潮。于是有了中华民族新的崛起，有了海洋经济跨越式的发展。

　　当今世界正面临“海洋世纪”的蓝色浪潮，人类的发展越来越寄希望于海洋的利用和发展，中国应该在“海洋世纪”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中华民族不仅要在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播种希望和辉煌，还要在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疆上播种未来和光芒。

　　参考文献：

　　①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岳麓书社，1988年10月第1版568页

　　②高崇文，《试论秦始皇东巡琅琊的重要意义》，《琅琊与徐福研究论文集》，香港东方艺术中心，2007年6月第1版97页

　　③杨正之，《<徐福研究>之序言》，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5—6页

　　④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模式的历史优势与当代抉择》，中国海洋大学网，200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