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行日本

　　徐福传说还反映出徐文化、吴文化在外越舟山交融互化后，发展为一支强大的航海力量，继续东行，到达日本的历史真实。

　　越人一向擅长航海,《越绝书》载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早在史前，他们已经将稻作文化传布到了日本九州一带。[21]我们曾就有段石锛的分布情况，比较得出，古越文化对日本列岛的第一次大规模传播是因卷转虫海侵引起的越族的地理大迁移，而作为“外越”的舟山群岛在这次传播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2]舟山“龙蛇信仰”、“鸟灵信仰”等古老风俗对日本有深刻影响，[23]便是例证之一。

　　“吴越争霸”至秦汉时期又是舟山岛民大规模迁移日本列岛的一个时期，迁移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逃避期间连续长达四、五百年的战乱。早在春秋时代，东南的吴、越与北方的齐国号称海上三强，建立了最早的海军，这就是春秋史上的“舟师”，用以进行海上攻伐；越王勾践曾用“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从会稽出海航行到琅琊；吴国能造“大翼船”，每艘可载官兵水手90多人。作为“外越”的舟山人擅长航海，善于水斗，因而发展为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他们利用其海上优势，配合越国经常骚扰吴国。[24]伴随着徐人入海，吴人入海，徐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在舟山海上迅速交融互化，遂生成一支新兴的航海力量，滔海远航东行日本。徐福传说就是一个最好的补证。这正如日本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会内藤大典所指出的:“徐福传到日本的文化不仅是中原文化，而且包含着以吴、越为中心的江南文化的广泛大陆文化。这似乎是从出土物品中能够推论。”[25]不独有偶，“吴人与日本存在较为密切的交往,这从日本出土带有吴式要素的大量古镜及吴王后裔流寓日本的传说就可以证明。”[26]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作为外越的舟山与徐文化、吴文化交融互化后东传日本的实物印记。以致于江户后期的儒学家赖山阳曾经在日本佐贺县眺望西海(日中相连的最近点舟山等地)时，不无感慨地吟诗道：“是云、是山、是吴还是越……”[27]

　　公元2世纪，中国“有了可载700人或260吨货物的大船。”[28]其实，商周时期舟山的造船业已经相当发达。普陀六横、定海白泉曾出土商、周青铜斧、青铜jue(金+矍)，说明其时的造船工艺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夏鼐先生认为由可靠的文献上所载的天文现象来推算，我国二十八宿成为体系，可以上推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真正的起源可能稍早。[29]进而说明，有船史初期舟山跨海航行到达日本九州一带是可能的。

　　在我国的古书中，很早就有关于日本的记载。《后汉书》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屿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建武中元二年(公元26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东汉光武帝刘秀赐使者以金印。至于日本与浙东舟山的关系,同书载道: “其地(指日本)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30]其实,早在春秋时期，以会稽为中心的越国就有了冶铸业。越国的青铜剑锋利无比,代表了当时铜冶业的最高水平。春秋以后,会稽逐渐成为浙江地区铜冶业的中心。我们曾就日本九州文化圈的青铜利器和“三角缘神兽镜”的传播分布情况，比较了白泉出土的青铜剑和衢山等地出土的神兽镜，推论“迟至汉魏，我国东部已出现了一条由会稽经舟山群岛至日本的海外交通线”。[31]

　　此后，舟山与日本交往从未间断，通航更加密切，贸易更加繁荣。由此开通了舟山同日本列岛的文明对话。西晋陈寿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正月，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入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至，但得夷洲人还。”[32]南朝范晔也记述: “会稽海外……有夷洲及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至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33]

　　“夷洲即今天的台湾岛”。[34]“亶洲”又作“澶洲”。济州古称“耽罗”、“儋罗”,“耽”、“儋”、“亶”音近。“济”本作“濟”,与“澶”形相似。“亶洲”应为当时吴人对济州岛的称呼。[35]另有“亶洲”“是今日本列岛”的说法。[36]因此，宽泛一点说，“亶洲”当指济州岛以及周边的日本列岛。

　　济州岛位于韩半岛南方100公里，其东南海岸中部的西归浦是古代舟山通航日本西南诸岛、九州博多湾和韩半岛的必经之地。传说“徐福船队曾经停留过……现在济州岛上的高、良、夫三姓都自称他们是徐福的子孙……海岸的绝壁上刻有‘徐市过此’四个大字。”[37]方回(1227-1307) “阅《东征集》乃知，辛己六月(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君从军发四明(今宁波)，自神前山(今嵊泗县嵊山)放洋，三日而至耽罗，又三日而至日本海口，泊竹屿……”[38]有学者说“从舟山列岛经过济州岛到朝鲜西南多岛海的路线，其实是捕鱼为业的老百姓自古往来的海上之路。”[39]至今，舟山渔民仍驾赴济州岛附近从事张网渔业。可见，从舟山→耽罗(济州岛)→日本的古代航线是客观存在的。

　　明确了“亶洲”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的适航路线，由此可以从上引文献分析得出结论，所谓的“至会稽货布”和“至会稽市”表述了两层意思：一是日本列岛上的生意人很自然地来舟山等越地做买卖。二是舟山等地渔船或沿海商船因风浪或顺洋流漂到日本列岛,存在着民间贸易活动的可能。而能将“亶洲”的消息传回东吴,则表明民间船只顺着中、韩、日古老航线，跨越东海成功往返也是存在的。而且,“就当时吴国的造船、航海等技术而言,完成这样的中小型船只远洋航行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40]要言之，以舟山为主导的浙东人和日本人(亦恐包含有前此移民日本的舟山人及其后裔)双方互动，时在纪元之初，开展了以浙江的丝绸和铜镜为主的航海贸易活动。渊源有自，信史可采。

　　杭嘉湖与宁绍平原土地肥沃,交通方便,东吴的蚕桑丝绸业首先在这里兴起。杭嘉湖平原“乡贡八蚕之绵”,宁绍平原所产的丝质量上乘。吴织、吴布在三国时期是东亚闻名的。舟山人等漂洋过海,将大量的丝织品远销日本。日本人从会稽等地带回精美的丝织品,在日本经裁缝制成衣裳,于是日本就出现了吴服。现在在日本,有些服装店的店名就叫做“吴服店”。[41]日本学者佐藤真认为日本丝织业的始祖就是浙江，有吴国织工到倭的传说。[42]日本后来又专门派人到浙江聘请吴织、汉织、兄媛、弟媛四名丝织技术过硬的女工,到日本传授丝织技术。浙江的丝绸生产技术东传日本,促进了日本丝织业的发展。

　　会稽以铸造铜镜而名闻遐迩。东吴时,会稽的“铜镜铸造业和青瓷烧造业最具特色,并处当时全国领先地位”[43]。当时铸造的铜镜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工艺精湛,画像镜、神兽镜和车马镜是其代表。画像镜纹饰美观,其花纹题材多是历史人物,具有鲜明的浙江本地特征。神兽镜的纹饰多为神话人物和动物,如玉皇大帝、东王公、西王母、飞龙、猛虎之类。车马镜大多描绘的是骏马拉车奔驰的情景。舟山人等不但用船运载会稽的铜镜到日本,而且还有不少会稽工匠东渡赴日。这些工匠把会稽的铜镜制造技术传到日本,影响了日本铜镜的制作风格。他们融合神兽镜和画像镜的特点,在日本铸造出了三角缘神兽镜,该镜的主要特色还是神兽镜。[44]近年来在日本发现了很多会稽的神兽镜、车马镜和画像镜,这些镜子的纹饰、形制均和会稽铜镜相同,而且上面还有纪年铭文,如“黄初四年”、“赤乌元年”、“赤乌七年”等。有的镜子上面的铭文直接写着会稽制造,如“会稽师鲍作明镜”、“会稽山阴作师鲍唐”等,足见会稽铜镜在日本之畅销和受欢迎的程度。

　　余论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舟山群岛的徐福传说并非一定是徐福求仙的本身，但它折射出徐人入海、吴人入海以及越文化与徐文化、吴文化在海上交融互化后，舟山人纵横江浙，东行日本的历史的真实。

　　隐含在徐福传说中的舟山人，虽不能完全地、明确地界定其人文精神，但本真具有“性格刚烈、自强不息、勇于进取、不屈不挠”等则是无疑的。客观上说，舟山浸淫大海，习于舟船。航海民族不象内陆民族那样固本守成，担沉负重，而易于灵活、变通，趋向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吸收新要素。海上生活具有周期短、频率快的特点，有时仅仅只需几小时就能获得商业、渔业或战争胜利的幸运，有时顷刻间则舟毁人亡，化为乌有。这就使得他们敢闯，敢冒，敢于冲破内心的羁绊，很快地适应“此去一行”，究竟是福？是祸？是风平浪静？还是天有不测？依然故我，坦然自若。在海上，他们可以自由地不受人为限制地四处飘泊，施展抱负；他们都会依凭自己的胆识、智慧、经验和技术充分发挥本我的个性和人的欲望、意志和创造力。因此，海上生活常能刺激独立不羁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意识到“独立”、“自由”的价值。他们更注重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而人与人的拘束，人与社会的纠葛，在大海永恒的汹涌澎湃面前，显得渺小、短暂、微不足道。

　　同时，航海通商和跨海移民，也较易养成学术上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战国末期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上百花齐放的宽松、自由状态，恰好为在越文化与徐文化、吴文化交融互化后形成的以“空灵”、“功利”为特质的海洋文化薰陶下成长起来的舟山人跨海远航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就是这一势如东海、气贯长虹，具有强大辐射力和穿透力的海洋文化，在公元前后百年间，唤醒了东邻日本，开创了东亚地中海上的文明对话，构筑了中国古代开发海外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