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舟山渔场的开发，始于周朝或周朝之前。《浙江通志》曰：“周朝，舟嵊一带已用简易的舟楫从事渔业生产。”吴越春秋时期，距今约2500余年前，吴越两国在洋山海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海战。《吴地记》曰：“吴王阖闾十年(公元前505年)，夷人闻王亲征不敢敌，收军入海，据东州沙上，吴亦入海逐之，据沙洲上，相守一月。属时风涛，粮不得度。”在此粮尽、风狂的危难时刻，“王焚香祷天，言讫东风大震，水上见金鱼逼海而来，绕吴王沙洲百匝。所司捞漉，得鱼食之美，三军踊跃。” 又曰：“鱼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吴王见脑中有骨如白‘石’，号为石首鱼。”从此，开创了舟山渔场的黄鱼捕捞史。

据悉，宋元直至明代，大黄鱼的主渔场在嵊泗洋山海域。元·大德《昌国州图志》曰：“石首鱼，一名鯼，又名洋山鱼。”明天启《舟山志》云：“石首，鱼首有枕，坚如石，故名。冬日得之，又紧皮者良。三月、八月出者次之。至四明、五月，海郡民发巨艘，往海山兢取。有潮汛往来，谓之洋山鱼。”

对此，《职方考镜》中亦有记载。其文曰：“淡水门者，产黄鱼之渊薮。每岁孟夏，潮大势急则推鱼至涂，渔船于此时出泽捞取，计宁台温大小船以万计，苏松沙船以数百计，小满前后，凡三度，淡旬之间，获利不知几万金。”从上述的描写中，“大小船以万计”、“获利几万金”，充分彰显了当年洋山汛的高度繁华。

关于宋元时期舟山渔场的盛况，还可从其他史料中予以证实。如北宋文学家苏轼在《送冯判官至昌国》一诗中云：“惊涛怒浪尽壁立，楼橹万艘屯战船。鱼盐生计稍得苏，职贡重修远岛服。”元朝诗人吴莱的《横水洋》：“扁舟划然往，万顷向渺漫。海宫眩鳞纕，商舶丰贝错。”尤其是元末的吴兴人沈梦麟，在《寄慈溪令文昭》一诗中说得更风趣：“公田七月收红稻，山县千家食大鱼。见说海东时序好，欲携妻子就耕鉏。”当年，慈溪令陈文昭弃官隐居在岱山岛，兴办岱山书院，颇有声望。从上述诗句中可以证实，在宋元时期，舟山渔场不仅是“楼橹万艘”、“鱼盐得苏”、“海宫眩鳞”、“商舶丰贝”，而且是“海东时序好”、“千家食大鱼”，渔民们过上了富饶、安定的好日子。

但是，随着历史的进程和海况变化，大黄鱼的主渔场逐步向外推移。《浙江当代渔业史》曰：“清康熙年间，洋山大黄鱼渔场，已转移到衢山洋面。”另据《岱山县志》载：“清康熙年间，衢山岛以西及寨子山、大鱼山一带海域，已形成大黄鱼中心渔场。乾隆至嘉庆间，逐渐东移至岱山岛与衢山岛间。”又云：“每年大黄鱼汛，江、浙、闽、沪三省一市，渔船俱集于此，不下数千计。”以此观之，岱衢洋大黄鱼渔场的开发，始于清朝康熙年间，到乾隆、嘉庆年间日益繁荣，直至道光年间趋向顶峰，影响遍及海内外。

岱衢洋渔场所涉及的渔镇，主要是岱山的东沙镇与衢山的岛斗镇。《东沙镇志》曰：“自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起，清廷召复，海禁重开，各地渔民竞相进入岱衢渔场。先有蟹浦棉纱网船到东沙打桩捕鱼，搭棚晒鲞，随之象山、奉化、台温一带渔民进入东沙。乾隆年间，镇海、慈溪沿海居民徙居东沙，从事海洋渔业，并建立了舟山第一个渔业公所。”《浙江当代渔业史》中亦云：“每逢渔汛，衢山岛斗镇里大小船至数千，人至数十万，停泊晒鲞，殆无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