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渊源

　　舟山渔民号子何时起源因无志书记载已难查考。从劳动号子与生产紧密相连的关系来看，舟山渔民号子应与传统海上渔业捕捞、海上运输业规模化时代基本同步。

　　千百年来，岱山诸岛与舟山、宁波、温州、上海等沿海大陆之间，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船。早年的海上交通船都是木帆船，与海上进行渔业收购交易的也是木帆船(俗称“冰鲜船”)。“宋、元时，舟山设竿缆渡，与境内秀山、岱山等岛通航。元设泗洲塘渡，为岱山早期对外客运航线。明海岛居民迁徙内陆后，航线废。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岱山县东沙角山渚头设泗洲堂渡，置木帆船三艘往返岱山、定海、宁波”(《岱山县志》356页)。“宋、元时有官盐船，晚清时渐盛，大型木帆货船20余艘，每艘载重1500至3000担(旧时每担160斤)，约3200吨。民国初期至抗日战争前，海运业发达。境内大型木帆船货船115艘，平均每艘载重240吨，航行福建、温州、上海及长江南通、镇江、启东、青龙港等地”(《岱山县志》361—362页)。从上述史志记载来看，岱山海上交通及运输业皆始于宋、元时期，兴盛于晚清至民国期间。

　　而岱山海洋渔业生产，则比海上交通运输业要早。据《岱山县志》记载，“公元3世纪(南北朝)，已用竹簖、布网等工具，围捕、拦截鱼虾，单人不能进行时，一般以父子兄弟等家庭成员组成作业单位，形成家庭渔业。在沿岸捕捞及近海生产中，2-3人小木船作业，长期沿袭”。“唐代中期，沿海捕捞发展，船网增大……”(《岱山县志》第183页)，捕鱼工具有了进化。“唐代海岛居民以海为利，以渔为业，宋元时初具规模”(第118页)。宋时已有长约10米渔船，载重量3—4吨”(《岱山县志》143页)。“查大德《昌国洲志》已有渔盐之名，知元时已渐发达”(《岱山镇志》卷五.志渔第一页)。“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至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间，岱山因倭寇肆淫，朝廷实行“清野之策而墟其地”，迁岛人于大陆(《岱山县志》第2页)。明嘉靖四十年后朝廷开禁，“是年起，倭寇基本平息，沿海居民复来岱山捕鱼、开荒定居”(《岱山县志》第3页)，故作为海洋民间文化形式的渔民号子也随着渔业生产的复苏而复苏。“至清康熙年间，岱衢渔场形成，每年四五月黄鱼汛，江、浙、闽诸省数千渔船集于东沙角、岛斗岙一带捕捞大黄鱼”(《岱山县志》第3页)。“民国6年(1917年)，汛期集渔船万余艘，渔民8万余人”(《岱山县志》第118页)。随着各地渔民集聚岱衢洋捕捞大黄鱼及居东沙、衢山两镇从事相关鱼类加工业，当时岱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清诗人王希程曾作《蓬莱十景诗》——“衢港渔灯”和“横街鱼市”，诗文描述当时岱衢渔场洋面与东沙、衢山(岛斗)两镇渔业繁荣的景象：“水天无际夜溟朦，照沏渔灯万点红，人语依稀人影乱，过鲜船在海当中”；“海滨生长足生涯，出水鲜鳞处处皆，绕见喧阗朝市散，晚潮争集又横街”。至民国期间，岱山渔业仍延繁华之势。据民国6年(1927年)统计，在岱渔船达1.26万艘，渔民8.27万人，岱、衢两岛上形成传统渔业生产基地。于是，与渔业生产息息相关的舟山渔民号子在这段历史中进入了兴盛期。直至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中期，鱼汛时节岱衢洋仍现百舸穿梭、渔帆如织的壮观场面。渔船渔人至处，各种渔民号子时而此起彼伏，甚为悦耳，场面震憾人心。

　　岱山“渔歌”一词，清诗人陈文份在《蓬莱十景之南浦归帆》(《岱山镇志》卷二十艺文第九页)中曾有诗曰：“……绿波春水桃花涨，红蓼秋风荻苇矶，唱晚渔歌惊倦鸟，烹鱼沽酒趁斜晖”。可见晚清时渔歌号子已在岱山盛唱。

　　综上所述，舟山渔民号子约在唐、宋时期已经形成，清康熙年间至民国期间达到繁荣程度。直至建国后的六、七十年代，舟山渔民号子仍呈鼎盛之势。

　　然而，岱山的渔业运输的繁华，也促使了舟山渔民号子的传播。据老人们介绍，清末至民国年间来岱的江、浙、沪、闽等地渔民和商人，每年约有二至六个月时间在岱衢洋面及附近东沙、衢山两镇生产、生活，且有部分在岱另立新家。当渔汛结束，各地渔船赶赴其他海域或返至老家，舟山渔民号子也随着这些人而得以传播。另外，一些身怀绝技的岱山籍船匠(俗称“大木师傅”)，走南闯北到浙东一带造船，每当新船下水试航时即要以喊号子统一操作步骤。因此船匠也成为舟山渔民号子的传播者。

　　舟山群岛的普陀、定海、嵊泗等地，与岱山物产相同，渔业结构相似，渔民号子广为传播，故在整个舟山群岛，将渔民船工们喊的号子统称为“舟山渔民号子”。经过历史上各个阶段并多种渠道的传播，舟山渔民号子已辐射于我国东南沿海各地，播及整个东海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