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河姆渡文化到吉野里遗址，有一条海上水稻之路

　　河姆渡文化位于浙东宁绍平原，文化遗址约四万多平方米，由相互迭压，又有内在联系的四个文化层组成。从四千多年前的笫一文化层，到约七千年前的第四层，出土了七千多件文物。这一文化遗址中，最为突出的是稻作文化与干栏式建筑(亦称“高床建筑”)文化。在第四层文化中发现了面积达四百多平方米的稻谷遗址，堆积厚度达50-80公分，计有稻谷约120吨，内有灿稻、粳稻，谷壳、稻干等，伴随出土的还有大量的术骨器农具，据农学专家分析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水稻。

　　在遗址中还发现了大批的木构建筑遗存，其中还有大量用作屋架的榫卯残件，这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千栏式建筑遗迹，即为防潮湿或随备野兽的袭击，在四周排起密密的木桩作墙，屋架用榫卯接起来，用大小梁承托楼板，构成架空的建筑座基。这种房屋结构是当时江南典型的建筑。

　　吉野里遗址位于日本国九州北部佐贺县，这是日本历史上绳纹时代向弥生时代突变的文化遗址的代表。时值公元前2-3世纪，也正与徐福东渡求仙的时问相当。以吉野里为代表的弥生文化遗址，主要特征为稻作文化、金属工具、环壕集落、干栏式建筑及瓮棺墓葬等。如在九州的宇术汲田等遗址中，广泛地发现稻谷压痕和炭化米，吉野里遗址中发现60多座干栏式建筑。

　　中日不少学者认为：日本从绳纹文化到弥生文化的过渡是一种突变，这种突变是来自于外来的影响，即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和文化的影响。那么，这与河姆渡文化又有什么关系呢？河姆渡与吉野里遗址，相隔近四千年，它们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我认为，河姆渡文化正是作为一个母体，它孕育出了灿烂的吴越文化，江南的吴越文化又深刻地影响着日本的弥生文化。而代表着两种文化共点的稻作、千栏式建筑等文化的传播又可能与徐福东渡在浙江沿海启航相关。对于这一观点，我想再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进一步的佐证：

　　(一)有着广泛的有关徐福东渡求仙的记载与传说的慈溪达蓬山，现今距海岸宥二十多公里的淤积地，而山上有—据说是当年纪念徐福东渡的摩崖石刻，虽然,石刻刻于何时不详，刻面又严重风化，但画面上反映出的两方面内容是值得我们深究的：一是画面上有许多水波纹，上有两头尖的元宝形的，装着东西的船，还有两座形态不一的桥，桥上有人牵着马和其它动物，另外还刻有些水生、陆生动物。画面反映渡海的主题十分明确。二是画面上的不少动物在现在的四明山区与宁绍平原都已绝迹了，而在河姆渡遗址中却出土有这些动物的大量的化石骨，最典型的是“四不象”鹿及一些海生动物。这种石刻，在饯塘江口的石浦镇也有发现，《浙江名镇志.石浦镇》：“城区南花攻山岩壁上有岩画，上刻元宝型船，大、小各一，首尾高翘，大船长约I50厘米，高42厘米，帆3片，锚及船眼毕具。小船长、高约及大船之半，桅干3支，有舱，稍有损坏，未知何代何人所作。”其船形与慈溪达蓬山石刻中的船形极为相似。

　　(二)在浙江沿海，河姆渡文化并不是孤立的，它具有广泛性与延续性的特点。就拿我们舟山这个悬水岛群来说，至今为止，已经发现了52处文化遗址，如在有许多“徐福至此”记载与传说的蓬莱岛上，有北畚斗遗址、孙家山遗址、大舜庙后墩遗址等。在舟山岛上有马岙遣址、洋岙遗址等。这些遗址，虽在小岛上，却与隔海相对的河姆渡、良渚属同一性质的文化，并且具有明鲜的延续性，如岱山北畚斗的典型是红陶，马岙凉帽篷墩遗址的典型是夹沙陶，而两地出土的磨制石器是基本相似的。再如马岙遗址中发现了距今五千多年的稻谷，洋岙遗址中早在60年代发现过距今二千多年的稻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距蓬莱仙岛只有不到4海里而又是唐以来古驿道与岱山相接的马岙三港口凉帽篷墩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距今约五千多年磨制石器，其中有三把磨刻得很精致的石犁。最近，又在这一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有明显的稻谷、稻叶压痕，有的还嵌着稻谷的陶片。中央电视台等曾专题报道过这一新闻。

　　(三)中国有句俗话叫“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可在日本，有不少风俗似吴越，而又是与稻作文化紧密相关的。如杵臼打年糕、穿木履等。就说木屐，早在战国时的庄子的《天地篇》中就有“屐屩为服”的说法。晋朝谢灵运任永嘉(今浙江温洲)太守时，寄情山水，为登山方便，自制一种“谢公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有“脚踏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之句。贾蕙萱的《日本风土人情》一书中说：“术屐是江南稻作文化的产物，约在弥生时代传人日本，最初是为了水田中作业方便，用木板或竹板为底，捆在脚上，使脚不至陷于泥中，提高劳动效率。木屐传入日本后，很快被日本人接受，因为日本潮湿，脚气病多，所以术屐在日本得到发展和改良，作为日本人穿夏季和式单衣时的配套，而岱山人也曾祖祖辈辈穿术屐，一种叫“木拖”，在一块鞋底形的木板上钉一根带子即可，在塑胶拖鞋出现之前，这种术拖，作为凉鞋，十分普遍。另一种叫“断桥木屐”，即用一段竹筒劈成两半，中间钉一根软布条相连，是过去妇女使用的唯一的一种雨鞋。而这种用竹做成的术屐，与日本妇女穿的木屐基本是—样的。

　　其实，“稻作文化江南传播说”已经有不少中日著名的学者、专家已予以确认。早在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松屋孝岭通过研究证明：中国江南栽培的稻品种和日本的形态、生态最近似。据此，日本稻作物从江南传入的说法说服力大。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也认为：日本的稻作农耕技术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传入的途径是从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渡过东中国海到日本九州地区(《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日本的不少学者，如樋口隆康等，也都主张水稻耕作与高床建筑传入的“江南路线说”。1990年5月，在日本佐贺县召开的第二次日中友好佐贺学术交流会的名称就叫作“徐福的时代·古代日本之谜——水稻之路，吉野里遗迹与中国江南文化。”

　　那么，这条连接着吉野里遗迹与中国江南文化的神秘的水稻之路在哪里呢？罗其湘教授在佐贺访问时曾吟过“达蓬山下千帆发，诸富町前使渡来”的诗句，日本还有人从杭州湾出发成功地飘航到日本九州的(《东渡日本第一人》)。现在日本的和歌山县新宫市，古代为纪州熊野，18世纪初叶，在那儿立有一块“徐福碑”，碑文说：“……皇国称蓬莱者，亦复不一。……以地形考之，熊野者，皇国极南之地，璜出于大瀛海中，放船于是越之地者，遭风箭激，则必来于此，如吉备公亦然，至于今吴越之船，漂来于此者，不可胜数，则海路之便，可知也。”其实，我们古称“蓬莱”的岱山岛正位于舟山群岛北面，杭州湾的当口。为证明徐福的记载与传说的确切与否，我曾翻阅了大量资料，走访了—些老渔民和有航海经验的船长，认为这条江南稻作文化之路，即徐福东渡日本的航线很有可能是：在古代的勾章、会稽两大港口之间的达蓬山一带启航，出杭州湾，途径东霍山、岱山，沿舟山群岛北部折向东北穿过嵊泗列岛，在东径123°附近的花鸟灯塔外汇人黑潮暖流，飘航至日本九州附近，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一条飘航路线，是因为：

　　1.它具有别处无法取代的优越地理条件。首先，我们只要对照一下古今地图就知道，在现在江苏的射阳河口以南到长江口的横沙，沿海海底沙丘丛生，而且随着潮流而涌动聚散，变化无常，随时会给航行的船只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在海洋地理知识十分缺乏的古代，在这带行船是十分困难的。而在钱塘江口到宁波一带沿海，海岸线曲折，多天然深水良港；在长江以南，这一带与日本的直航距离又是最近。其次，舟山群岛东北部的嵊山、花鸟岛一带是三条水线的交汇处。钱塘江泾流基本上沿纬度向东，而长江则偏南向东流出，两条泾流在舟山群岛北部相汇，年淡水入海量可达近l万亿立方米。如春夏讯期，泾流与退潮合成一个强大的向东的力，在舟山群岛西北部的流速可达4节之多。泾流至花鸟岛以东，与自南向北的黑潮暖流，自北向南舌状延伸的黄海冷水团交汇，形成了舟山渔场独特的水文要素。黑潮暖流常年流速在2节左右，而黄海冷水团则秋冬向南强进，春夏向北退速(根据联舟山市志》)。而太平洋东岸又是明显的季风带，春夏盛行西南季风，秋冬变为东北风，基本与海流变化形成同一方向。这就是在航海没有机动能力，全靠潮流和风力推进的古代，浙江沿海流传着“南风航海北风回，北风航海南风归”格言的由来。这种春夏可随淡水泾流和黑潮暖流，乘南季风飘航至日本，秋冬又可随黄海冷水团，乘北季风到舟山群岛的优越的航海条件，在别处是很难找到的。

　　2.中唐以后，有着通过这条航线进行中日交往的大量记载。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第四次遣唐使副使津守吉祥之船至越州会稽。旋至洛阳拜谒高宗(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唐大中元年(847年)，甬上海商张支信率大木船，满载客货由望海镇(今镇海)启碇，直抵日本值嘉岛那留浦(《浙江名镇志·镇海》)。以后，中日间的宗教交往、商贾交往乃至官方往来，走的基本上都是这一条航线。而这一条航线的形成，《唐书·日本传》谓“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王辑五先生因其说，认为“盖当时新罗势强，已灭百济、高句丽而统一半岛，更乘势无礼于日，威协其入唐航路，故自701年第六次遗唐使以后，入唐使舶概不通过新罗领海，遂舍北路而取道南路也”(《中国日本交通史》)。其实，一条中日交往的主要而又复杂的海上航线，只是一种与航海本身无关的外来因素而突然被开辟出来，这种解释是很难成立的。我认为，在此前，应该有无数次偶然漂泊的失败与成功，应该有千百年苦苦的探索与积累。而春秋时代，越人逃之日本，秦时徐福东渡求仙等正是这种探索的例证。

　　唐时，日本和尚真人元开曾写有《过海大师东征传》一书，详细记载这条航路。鉴真和尚，自天宝元年(742年)开始，六次东渡，执着地走这一条航路，如没有前人的经验，是不可思议的。书中对其第二次及第五次东渡记载甚详，而涉及到过的地名，大多与舟山群岛北部，唐时属蓬莱乡的许多岛屿名相符.如记第二次东渡：“天宝二载十二月，举帆东下，到(狼)沟浦，被恶风飘浪击舟破，人总上岸……更修理舟，下至大(板)山泊，舟(去)不得，即至下屿山，住一月，待好风发，欲到桑石山。”记第五次东渡：“天宝七载六月廿七，发自崇福寺……至越州界三塔山，停住一月，得好风，发至暑风山，停住一月。”(均摘自《过海大师东征传》)。这里的“大板山”即泗礁山(古称大悲山)；“下屿”即岱山(古称岱屿)；“桑石山”位于北纬30°30'，东径122°18'，乃是大衢的双子山。宋《宝庆四明志·叙山》明确说：“桑子山，旧名桑石山，在东北；狼沟浦即嵊泗浪岗山；“三塔山”，据汪向荣先生注，为定海海中的小洋山。

　　日本平安朝大云寺高僧成寻著《参天台五台山记》载：“九三八年，延历寺僧日延入唐，遍游吴越诸地，参拜天台山，于九四八年，携宝箧印塔归国。”宝箧印塔为吴越王仿印度阿育王之故事，作八万四千塔，内藏宝箧印心吮经，颁置于各地。现藏于东京帝室博物馆的日本纪州那智出土的小塔，正是传入日本的宝箧印塔(《中国日本交通史》)。而位于东渡航路首站的蓬莱岛上的普明院里，也曾藏有二尊类似的小塔。元《大德昌国志》载：“普明院，县西北海中古泗洲堂也，窣堵破二，以铁为之，世传阿育王所铸，吴越钱氏忠懿王实之于此，……高丽入贡候风于此，在蓬莱乡岱山。”值得一提的是这铁塔所藏之院，曾是蓬莱岛上供奉徐氏祖宗神的“泗洲堂”。

　　3.秦时进行海上飘航已完全可以利用天文导航。战国时的《考工记》载：“近人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韩非子·有度篇》有“立司南以端朝夕”的说法。另外据有关史料记载，公元前360年，齐人甘德注《星经》十卷，公元前250年，魏人石申著《星经》八卷。也就足说，最迟至公元前250年，中国第一部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作用，这些天文科学成就完全可以为徐福东渡导航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