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蓬莱乡多天后宫，一是与本地海洋经济发展，海洋渔业逐渐成为民生经济有关；二是受当时官府倡导崇祀“天后”影响，渔区形成宗教信仰趋同；三是渔场作业中，外地渔民与本地渔民互相传播促进。

　　考证蓬莱乡的渔业历史，早在唐代本乡之民已以海为利，以渔为生。但是，当时的渔业既分散又简单，工具极为落后，一般只在浅海滩涂捕鱼捉蟹、拾取贝类，对大海的丰富资源只能望洋兴叹。北宋后期渔业渐有开拓，外来渔船在蓬莱乡一带海域捕鱼十分踊跃，成为东南沿海渔民捕捞大小黄鱼的渔场。由于渔场在大小洋山岛附近海面，故生产汛期称“洋山汛”，所捕大小黄鱼谓“洋山鱼”。宋宝庆《四明志》记载：“三、四月，业海人每以潮汛竞往取之，曰洋山鱼，舟人连七郡出洋取之”。每年清明至端午，沿海有7个州府的渔民在崎岖列岛海域争先恐后地捕捞大小黄鱼。而当时的蓬莱乡只有北界村和衢山村的少数村民，因与渔场较近以渔为业。后有文人感叹“近水楼台不得月”，此乃经济落后所致。

　　元代，蓬莱乡的渔业有较大发展，官府开始在当地设盐局售卖渔盐，并向当地渔户征收沙鱼皮、鱼胶之类实物充抵税赋。据史料记载，元至元三十年(1293)，“昉于燕参政之奏，于海边捕鱼时分，令船户各验船料大小，赴局买盐，淹浥鱼鲞，大德元年(1297)至买八百余引(注：元代每引合今200千克)。并从至元十八年(1281)起，官府向渔户征收鱼物税赋，蓬莱乡每年须缴沙鱼皮77张，占全县94张的82%，渔业已居全县之首。

　　明初，朝廷采取“清野之策而墟其地”的消极政策对付倭寇侵扰，蓬莱乡废，居民被迫迁入内地，一乡之地成荒岛。迁居浙东沿海的渔户，迫于生计，仍犯禁出海捕鱼，乘潮汛往来偷偷采捕大小黄鱼。至万历年间，官府管理渐松，只要办理执照、缴纳税银，允许出海捕鱼。万历《温州府志》记述：“沿海居民以渔为生，立䑸长管束，量船大小，纳收税银，给与由帖，方许下海采捕。每年三月，黄鱼生发之时，许其结䑸出洋捕鱼”。但是，不许渔民暂居海岛，设厂加工鱼鲞。因此，渔民的生产时间受到限制，非但产量不高，没有及时加工，鱼也要变质。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收复，郑氏政权归顺清朝，大清一统，海疆安宁。次年，朝廷颁发解除禁海令，沿海渔民能出海捕鱼，被弃管的浙东沿海岛屿先后招民开发，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康熙二十七年(1688)展复舟山，置定海县蓬莱乡。据《岱山镇志》记述，“岱山自有明起遣以后，土著老民靡有孑遗，至清初展复来此者，均系捕鱼樵采及负贩等为业”。康熙三十三年(1694)，在岱山岛定居的只有二百余户。而当时，苏、浙、闽三省渔民赖以谋生的舟山群岛大小黄鱼渔场，已从崎岖列岛一带海域延伸至岱衢洋、黄泽洋、灰鳖洋，岱衢洋则是中心渔场。因资源丰富、生产方便，大陆渔民先后迁居蓬莱乡。康熙年间，岱山渔民从镇海澥浦引入流网作业。此后，高亭的鳓鱼流、蟹流和长涂的黄鱼流都很擅长，在浙东渔区很负盛名，成为传统作业。乾隆年间(1736-1795)，大对作业从鄞县东钱湖传入秀山、岱山虎斗及东沙、衢山四平等地。嘉庆至道光年间(1796-1850)，舟山渔场所属的马迹、大戢、洋鞍、中街山等与蓬莱乡毗邻的渔场先后开发，捕捞作业区不断开拓，舟山渔场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最大的渔场，也是世界最大的渔场之一。期间，蓬莱乡各种生产渔船规格增多，大对、流网、张网、大捕等渔船渐趋定型，生产能力显著提高。渔民从农渔兼作分离，专事海洋捕捞。居民聚居也自然分成农业岙口与渔业岙口。渔业成为本地人民的主产业，跃居农业和盐业之上。

　　据不完全统计，光绪年间(1875-1908)蓬莱乡主要渔业作业：吨位10-15吨大捕船近200艘，每船5人作业，主要分布在岱山岛和衢山岛。大小流网船近1000艘，大者吨位15-20吨，8人作业；小者吨位5吨左右，5-6人作业，主要分布在岱山岛和大小长涂岛。大小张网船150余艘，大者吨位5吨多，4人作业；小者吨位3吨多，3人作业。每值渔汛，浙江沿海渔民(不含蓬莱乡)至岱衢洋生产的渔船：大捕船1300余艘，小对船近5000艘，大对船1800余艘，中小对200余艘，其他作业的渔船未计入内，渔民与5万余人(不含蓬莱乡)。连同江南(今江苏省)、福建两省生产的渔船在万艘以上，鳞次挨集在岱山、衢山、长涂诸岛沿岸，渔民10余万人。如此盛况一直延续至抗战爆发，实属世所罕见。蓬莱一乡之地，蔚为壮观的渔场生产情景，无法用笔墨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