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关于徐福，历史文字记载资料奇缺，但是在日本民间的传说却十分广泛，从仅有的一点记载的起始与官撰史书以及与帝王血统、日本神道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可以窥视到徐福文化有神佛习合的现象，笔者在此探讨了徐福文化神佛习合的主客观因素。

　　关键词：徐福佛教神道

　　关于徐福，是否有其人，学界已无异议，徐福到达日本的问题，众多学者通过航海、民俗、人类学、考古学等方面探讨，也在形成共识。但是由于徐福东渡的记载极少，得出结论是很难的。问题的症结处也许就是解开问题的地方。因此，本人试图结合日本文献资料缺乏问题，对徐福神佛习合现象作一些阐释。

　　一、民间传说与官撰史书记载的不相称

　　(一)徐福的传说及遗迹

　　在日本，徐福的遗迹除了北海道之外，遍布了所有地方。据台湾著名的徐福研究专家彭双松教授调查，徐福传说之地有32处，围绕地名、地物、姓名的传说故事有56个，而浙江王勇教授的说法也不下24处。兹列举如下：

　　佐贺县伊万里市、佐贺县武雄市、佐贺县杵岛郡山内町、佐贺县佐贺市的金立山、佐贺县佐贺市诸富町、佐贺县佐贺市千布、佐贺市德永、佐贺市川久保、佐贺市西原、佐贺县佐贺郡富士町；福冈县八女市、福冈县筑紫野市；鹿儿岛县屋久岛、鹿儿岛县串木野市、鹿儿岛县坊津町；宫峙县延冈市、宫峙县宫峙市、上口县上关市税岛；三重县熊野市波田须之矢贺；三重县熊野市波田须町矢贺；和歌山县一带新宫市徐福町、和歌山县新宫市阿须贺町阿须贺神社、和歌山县新宫市神仓町；高知县佐川町、广岛县宫岛市、京都府伊根町、东京都八丈岛、爱知县名古屋市热；静冈县清市；山梨县富士吉田布、长野县、秋田县野鹿市、青森县小泊村。

　　在那里有徐福庙、徐福碑、徐福墓、徐福祠、徐福井、徐福登陆地、徐福竖穴住居迹、徐福耕作的平野、途经的凉杯、千布、玄藏松、投石探路处、系船石、挂旗桐木、觅药处、采梨桂、下棋石、烧制的土器、磨钵宝。

　　自古以来有一套祭祀的仪式、方法及时间。在波田须是11月5日(旧历11月28日)，在新宫是8月12日。在佐贺的金立神社祭祀，除春秋祭祀外，每5年为一小祭，每50年举行一次大祭，大祭是4月28日。祭祀时，金立神社下宫的神体，在前一天晚上就从神座上抬了下来，到了28日，由最优秀的青年抬着神体走向海岸，眺望佐贺平原春天的沟壑河渠，向东南方向的诸富町的寺井下宫前进。最近一次是1980年举行的2200年祭。

　　从徐福的传说遗迹时间及空间的覆盖面看，徐福文化存在民间，是客观的普遍的。

　　(二)和尚的披露

　　比之日本方面记载徐福的文献，却少之又少。九世纪中叶，日本方面的遗唐使，关于徐福之事，多是禁口不言。

　　唐灭之后的十世纪，927年，日本醍醐时代真言宗僧弘顺渡海到了中国，拜访了齐州开元寺释义楚，谈及金峰山(金刚藏王菩萨)、富士山(蓬莱山)和徐福东渡。河南人义楚怀着对诸儒者错误理解佛教不满而著《义楚六帖》，在955年披露了徐福在日本的传说：日本国亦名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显德五年，岁在戊午，有日本国传瑜伽大教弘顺大师赐紫宽辅，又云：“本国都城南五百余里有金峰山，顶上有金刚藏王菩萨，第一灵异。山有松桧、名花、软草，大小寺数百，节行高道者居之，不曾有女人得上。至今男子欲上，三月断肉欲色，所求皆遂。”云：“菩萨是弥勒化身，如五台文殊。”又东北千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耸，顶有火烟。日中有上诸宝流下，夜则却上，常闻音乐。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①可见义楚是“徐福东渡日本说”的始作俑者。

　　禅宗是中国独创的佛教宗派之一，由唐初的道信、弘忍始创宗派，后形成“五家七宗”，以曹洞宗和临济宗流播最广。平安时代后期，赴日中国禅僧，多传授临济禅法。1278年执政北条时宗遣使入华延请高僧，继去世的最早赴日禅僧道隆之位，其请帖云“时宗每忆树有其根，水有其源，是以欲请宋朝名姓助行此道(《佛光国师语录》)，次年，南宋灭亡，元统一天下，祖元和尚应请赴日。饶有兴味地是在日本祖元作《祭徐福》诗：“先生采药未曾回，故国山河几度埃。今日一香聊远寄，老僧也为避秦来。”②表示了对日本民族抱有传说的亲近感，对先祖徐福的思念。

　　1376年(洪武九)年，入明僧绝海，拜谒皇帝，进行汉诗交流，以徐福东渡为素材，证实了日明友好。洪武帝朱元璋诗：“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应肥。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②中津绝海《应制赋三山》：“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天药草雨余肥。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

　　官方人士记载的，唯有十四世纪，室町前期(南北朝时期)南朝重臣北田亲房撰写《神皇正统记》写道：“孝灵天皇四十五年乙卯，秦始皇即位。向日本求长生不死药”。又说：“日本系吴太伯之后，日本与三韩同种”②云云。总算，徐福东渡开始“解禁”。

　　(三)《日本书纪》隐没了徐福、扶桑国

　　著名的中日关系研究专家日本教授壹岐一郎在他的力作《徐福集团东渡与古代日本》一书里抨击《日本书纪》，说是一本伪书，介入了政治意识，不仅隐没了徐福、扶桑国，而且也没有了与中国的交流，把蓬莱偷换成了“常世”。

　　十一世纪初，生活在平安京政权中枢内的紫式部借《源氏物语》主人公光源氏的口吻贬斥《日本书纪》：“源氏说：‘那我真是瞎评故事小说了。其实，这些故事小说中，有记述着神代以来世间真实情况的。像《日本纪》等书，并不全是真实的，这里面详细地记载着世间的重要事情呢。’”③

　　江户年代，德川政治的开明，使学者可以比较自由地讨论日本史的学问。学问中比较重视实证：论证。这一时期的幕政要人，担任历史的编纂和讲授者的新井白石见解颇有价值，他在给某人的信中谈道：“魏志乃实录也。……日本纪等遥遥后世捏造者也。大凡，似无一事正确也。”②把《魏志》视为实录，这闪耀着新井白石合理性思考之光。这大概是他晚年大作《史疑》中的思想，可惜未传，据说白石自己处理掉了。

　　十九世纪末明治宪法的起草者西园寺在备忘录中批判《古事纪》、《日本书纪》说：“如重荒诞之史，将大损于国。”②

　　从十一世纪紫氏部到十九世纪末的西园寺，最接近皇室的公卿中枢，都认为“日本书纪荒唐”，这个疑案确实已存千年。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徐福事二千年来一直困惑着中日人民。但秦人的数千子孙，数十万以秦姓为名，羽田、或者秦、波多、博多等地名，被遗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