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文化神佛合一的主观性因素

　　上述现象是徐福文化神佛习合的客观性，那么徐福文化神佛合一的主观性因素何在呢?

　　(一)、日本需要思想上自主，精神上独立，树立“真正的日本精神”，甚至走向极端。这就是徐福由人习合神的主观因素。

　　由于日本岛国的封闭性以及历史和文化的后进性，决定日本要发展其自身的思想文化，只能靠引进外来文化的历史。但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同样需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体的独立意识形态，使得日本比任何一个国家更需要摆脱外来文化思想的阴蔽，扮演历史的主角。这就是徐福不载于日本国史的根本原由。因为日本需要造神。祖先的崇拜就是原始的神道。从古到八世纪的民间对徐福崇拜，把徐福当作“司农神”“蚕神”崇拜，这是日本创造国家神道思想理论的土壤。于是就有了日本是“天照之神肇造之国”，天皇是“万世一系”之神裔，日本的国体是“贯古今而不易，万邦无与伦比之国体”之说法，《日本书纪》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它符合奈良朝廷编写史书的意图：对内强化天皇的绝对权威，对外试图提高日本在东亚的国际地位。它将日本人民对徐福的敬仰转移到创造的“天皇”身上，或者说“天皇”——徐福只是被抽取了“汉民族籍贯”的徐福，成了“日本的徐福”，当然他不能以徐福原名出现在《日本书纪》里。于是《日本书纪》和与之相配合的《古事记》(以传说文学形成的历史)，成了国家神道思想理论的原典，徐福被割裂了。这样地理解，我才能明白，一边日本大军进攻中国，一边日本的土地上还大祭小祭地举行追慕徐福的典礼，徐福概念已经模糊了，从“道士”流变成了“神”。这样才能明白《日本书纪》模仿中国历史“帝纪”的体例编撰，为何要全书博引中国经史子集，这不仅是为了采撷辞藻，修饰文体，更重要的通过借用辞句，将历代天皇造成中国式的帝王形象，向异邦夸示本国之文明开化。

　　历史是人写的，也可以是人造的，《日本书纪》就这样混合了神话传说和历史，想捣稀泥一样搞混了日本国家的起源。在这种狭隘的国粹主义思想指导下，江户时代的一些国粹主义学者，为了证明日本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伪造过多种“神代文字”，主张这些日本民族独创的文字，在汉字传来之前就已经存在。明治维新时期，侵华日军曾经篡改《好太王碑》的碑文，众所周知。近10年来，日本史前考古捷报频传，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不断前推。部分右翼学者喧嚣：“日本的民族祖先并非来自大陆”，日本举国沸腾，纷纷改写教材书。但事实呢？据有关著名报社记者周密调查，近年引起轰动的数十万年前的遗存，基本上属于人为伪造的。将现代人的主观意识强加于历史，所写的历史失去了公正、客观性。

　　(二)、面对不同时代强大的、先进的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以神道教为中核的日本民族的思想文化，要作出相应的回应，就采用了比较灵活的方式，但是始终坚持自身的优越性、主导性、根本性。这就是神佛习合的又一主观思想因素。

　　主要是通过神佛习合转换过程来说明。由于神道对佛教的冲击，从奈良时代前后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神佛调和思想，到平安时代末期最终形成了本地垂迹说，进入中世的镰仓时代，以这种本地垂迹说为基础，兴起了各种各样的神道学说。但是当神道从佛教理论中汲取了足够的思想营养，其自身就取得了划时代的发展，兴起了以反本地垂迹说为根据的伊势和吉田神道，否定本地垂迹说，提供神主佛从的伊势神道，开始使以神道为主体的独自的宗教思想意识有了体系。以下列举与徐福文化的习合关系：

　　1、“本地垂迹说”时。“本地垂迹说”出现在平安时代中期，完成于镰仓时代的佛主神从的理论。“本地”指佛的法身，“垂迹”指佛随时随地应机说法的化身，此处指日本的神。本地垂迹说主要强调法身佛为了普渡众生而重返四方，化作日本的神而在日本显现，简称权现。现在在诸富町，建立的金立权现社，那里建着徐福上陆地的“石碑”，当地人，都直呼“徐福样”、“权现样”，这是徐福由神习合为佛的一个很好的实证。

　　2、“反本地垂迹说”时。“反本地垂迹说”其根本反对佛本神迹否定佛主神从，主张神本佛迹或神主佛从，试图确立神道对佛学的优越地位。如北田亲房则以神敕和神器为中心展开其神道思想，鼓吹神道精神。他在《神皇正统记》卷首说道：“大日本神国也，天祖始开其基，日神长传其统。唯我国有此事，异朝无其类，故神国也。”认为三种神器揭示出“惟有神道才是治国之要道”的基本原理强调三种神器在镇护国家，维护万世一系的传说中的作用。我认为这就是北田亲房何以在此提起徐福求“长生不死药”之史事的原因，徐福融合于神道对抗佛学又一明证。这是在十四世纪，创立的吉田神道就是典型的反本地垂迹说，吉田神道宣称，“日本国是神国，道是神道，国主是神皇，太祖是天照大神。”《神道由来记》里把日本比作太阳，印度比作月亮，中国比作星星，“月为阳之藕生，星为阳之散气，三光皆由吾国而出”，日本即是“明三国之根本”。

　　徐福神佛习合的极致是走向反动。到了明治维新时期就演变成“祭政一致”，走向日本的国家神道。1877年随同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的参赞黄遵宪，对此认识相当深刻，认识到日本的“一切国政皆出于神道，则日本所独。世所传方士徐福之说，殆非无因欤。”还推断出“盖所谓神道者即为道教。”⑤黄遵宪认识到神道在促成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何如璋甚至还对日本的建国作了大胆推测，与徐福的三千童男童女出海寻长生不老药的传说联系起来，认为日本传国重器——剑、镜、玺“皆周秦之制”，神道教“首重敬神，亦方士法门”，很明显将神道与中国划上了等号。

　　三、结论

　　徐福何处去了？二千余年的日本民间的徐福热，和官方文献甚少的反差，偶见佛僧传说笔谈，《日本书纪》只字不见，日本皇室的移民血统，日本历代君主的君权民族心理，最后聚焦于日本的神道，徐福以他的方士身份隐没在日本的神道里。最善于仿造、转化的民族创造了自己国家政治意志的神，象征性地弥补了强大的外来文化冲击而造成的心理缺憾。

　　参考文献：

　　1、参见王勇、吴越移民与古代日本M国际文化工房、有限会社国际文化工房出版、日本东京、2001年、第76页、第13页、第15页、第79页

　　2、参见日本壹岐一郎《徐福集团东渡与古代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第38页，第39页，第40页，第128页，第208页，第209页

　　3、日本紫式部〈源氏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第526页

　　4、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之七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340页。

　　5、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上海1898年版，第388页，第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