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徐福文化的神佛习合

　　徐福文化的神佛习合的客观现象

　　(一)、帝王的混血现象。

　　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来，浙江王勇教授在《吴越移民与古代日本》一书中，以“血缘交融与东亚文化国”、“倭人的始祖传说”、“徐福传说与吴越移民”、“东醍人”之谜等章节作了前卫性的探讨。引证的材料十分丰富。如：

　　16世纪末，葡萄牙人罗德里格斯赴日传教30余年，在写成的著名《日本教会史》中指出，日本皇室的血缘问题：日本最早的移民来自浙江，日本的国王即是其后裔。①

　　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藤原贞干在《冲口发》一书写道：吴太伯后裔出走江南，经琉球岛至日本列岛，娶王著王依姬为妻，生子后为神武天皇，是为日本天皇始祖。王勇教授认为天皇的祖先是吴越移民与土著的混血儿，更接近事实。①

　　著名史学家上田正昭，早在20世纪60年代《归化人》一书中提出“日本古代的王室和贵族，具有中国移民和朝鲜移民的血统……古代的王室及贵族与外来移民氏族之间的血缘交流，在桓武天皇及古代贵族中门第最高的藤原宗族中，可以找出清晰的痕迹。” ①

　　王勇教授统计，在奈良年代和平安时代的39代天皇中，母系出自藤原家族共有20位，竟占半数以上。而藤原氏与外来移民的秦氏具有姻亲关系。

　　事实上，平安期嵯峨天皇敕命万多亲王领衔编撰《新撰姓氏录》，在这部官修的氏族谱牒里，共录的1182氏，其中大陆及半岛移民为400氏。“诸蕃卷”中开列的204户大陆移民中，14户先祖是春秋战国帝王的后代。①

　　元明时，中国人已看到这个问题，元人周致中著《异域志》云：“日本国在大海岛中，岛方千里，即倭国也。其国乃秦始皇时徐福所领童男女始创之国。时福所带之人，百工、技艺、医巫、卜筮皆全。福国避秦之暴虐，已思遁去，遂为国矣。”显然把徐福视作为日本的开国元勋。①

　　王恽(1228-1304年)《泛海小录》(《秋涧集》卷40)对元军出征日本的描绘中，提出到日本人自云“皆君房之后”，“君房”即徐福之字，据此，可说“徐福始祖说”出自日本人之口。杨维桢(1296-1370年)《送倭僧还》诗云：“倭师自言徐福后，船头见日如车轮。”明薛俊的《日本考略》[嘉靖九年(1530)]也如是说：“先秦时，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不得，惧诛止夷，澶二洲，号秦王国，属倭奴。故中国总呼曰“徐倭”。①《日本考略》是中国人撰著的第一部研究日本的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以上这些纪事，为后世诸书袭用。

　　就是从整个东方民族迁徙动向看，人类学家埴原和郎推算，从弥生时代到古坟时代，迁居日本的移民总数多达100万人，对古坟时代仅300~400万的人口而言，移民所占比例如此之高，要排除通婚现象的发生是不可能的，况且东渡移民又具备先进文化素质。

　　严格地说，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浓的血缘关系，是建立在日本民族的移民的血缘关系上的。但是接受文化通融的事实，它的模糊性、广义性和面对血统的直接尖锐性是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皇室的血统，大则牵涉到国家的尊严，小则关系到皇位的继承问题，故日本王室的混血问题，是日本史学界的禁忌，就是现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也仍无根本改观，要讨论它不仅需要巨大的勇气，甚至要冒人身伤害的风险，更不用说，在八世纪时，把徐福在《日本书纪》里写进去。

　　就举日本政府对古代外来移民称“归化人”还是“渡来人”一事。日本对古代外来的移民称作“归化人”，该词含有蔑视之义，后在朝鲜俗民的强烈抗议下，已成废语。目前学术界普遍使用“渡来人”“移民”等词，但日本政府目前仍使用“归化”指称入籍的外国人。据此，日本政府对移民的态度，也可以窥测对日本王室的混血问题的历史问题处理态度。比如后来的桓武天皇(原山部亲王，生母有渡来人血缘)和他户亲王(天武天皇的血统)为皇位继承问题，展开争斗的实质是移民系和天武系的争斗。桓武天皇甚至因造长冈京使唐日混血儿的后代藤原种继(藤原百川之子)遭人暗算身亡而起的一系列事件废弃长冈京迁都，另择葛野之地重建平安京。可见皇族血统有牵一发而动全皇室之恐，所以，在史书上承认徐福，等于公开皇族的移民血统，这是万万不可的。

　　(二)、日本神道：

　　而且无法抹煞的日本移民历史和日本的神道宗教的宣扬必然发生冲突。因为日本人认为日本是“神国”这一思想，源于神道教的信仰。正是在神道教的基础上，日本人认为日本的国体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他们的国家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的皇室亦是世界上无比的统治者，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神选民族”，是神造成的。他们甚至从日本的地理位置，地处亚洲东端，四面为大海环绕，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而想当然地断言，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万世一系”。

　　民国时期的周作人翻译被日本人看作是神道教“神典”的《古事论》时，提到当时日本“神国”思想势力大到程度，在帝国大学甚至不能讲神话学，因为日本是神国，讲授神话学有亵渎国体的嫌疑。④

　　“万世一系”又怎么能接受一代又一代的移民事实呢？否则无法自圆“万世一系”之说。

　　(三)、神佛习合

　　但是神道一面表现着和皇室移民混血现象的对抗，一面却又表现出与其的兼容性，结果，神道的复杂性，又使以上矛盾有了微妙的转化。原因两个：

　　1、和大陆文化的关系。神道是日本民族原有的宗教意识和宗教信仰的总称。原始神道端倪于日本绳纹时代的自然崇拜，形成于弥生时代的农耕信仰，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受到了来自大陆文化的影响。日本古代的许多神社为大陆渡来人所建，所用的建筑技术来自中国，主管神社的也是秦人，供奉祭祀的是汉族移民系(大陆神系)的神。例如：金立神社，位于佐贺县佐贺市，有上宫、中宫、下宫三层神社，祭祀神都为徐福太神。

　　2、和佛教的关系。六世纪中国佛教传入日本后，对日本古老的神道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原始神道只是简单的祭祀礼仪和巫术，尚无成熟的理论，根本无法与具有强大理论体系的佛教相抗衡，所以自然而然地依附佛教。在佛教理论和礼仪的影响下，神道思想的发展和理论体系的建立又大大促进了，佛教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也得以利用神道的诸多信仰。出现了佛教与神道的互通互融、互倚互靠的“神佛习合”现象。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关于徐福几乎只在佛僧中敢于披露的事实，就清楚历史的这一幕并非偶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中，都神秘地寓意着真理。

　　日本醍醐时代的弘顺大使是真言宗高僧，真言宗又称密宗，它的核心思想是“即事而真”，本着讲真话的教义，所以他会传徐福之说。义楚和尚是对错误理解佛教不满而著《释氏六帖》，在唐时，韩愈就是排佛的代表，他的《谏迎佛骨表》是反对佛道宣传的。所以义楚要传徐福之说，是想以徐福在日本成为神异而反证佛神灵异，来增强中国佛教力量的。

　　祖元和尚应执政北条时宗之请赴日，他在日本祭徐福，折射出社稷沦落异族之手，而对日本民族血缘产生寻祖溯源的亲和感。所以1281年，蒙古军攻日时，祖元参与祈祷神佛降伏外敌的活动，他还赠书时宗“莫烦恼”3字，坚定抗敌之志，增强其必胜之心，战后幕府改建长寺为“建长兴国禅寺”，祖元呈文称颂：“……皇天无私，功归有德。……揭此兴国之名，昭示天平之业。”完全站在幕府一边，庆贺元军兵败，这是因为复兴大宋无望，才有在海外认同徐福同一民族之祖的复杂心态。

　　所以，1299年执政北条贞时接受元成帝敕命出使日本的舟山普陀主持一山一宁，中日关系才得以些许改善。

　　1376年中津绝海和尚来明，是在明太祖朱元璋为倭寇侵扰头痛，两度遣使前往日本，遭日本几番拒绝后由日本政府派遣到来的。相见时，朱元璋是小心翼翼先赋诗赞徐福，想借同系血脉之情再次来表明明朝对恢复两国国交的诚意。此诗实际上在呼应东海彼岸的日执政怀良亲王，因为怀良亲王曾对明第二次遣日本使言：“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只因蒙古侵我之事，至今余悸尚存……”可见，在异民族之前，源远的民族同祖感情有时会大于一个国家的国界。怀良亲王认中国的汉民族，仇恨异族蒙古入侵。朱元璋借诗歌说送中国文化去日本的徐福还没回来，就差一句，我们都是一家人，聊叙亲情这样的直白了。实际上徐福已成了民族亲和的大使，这就是千余年后又提徐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