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山附近海域，存在过一条距今1000年以上的古航道。这条航道，担负着传承中国、日本、高丽之间早期文化、经济交流的重任。唐宋时中国至日本、高丽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以此为主轴，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一 神秘的江南之路

　　探寻唐宋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宁波)和日本、高丽等国之间的海上航道，在两宋之后，一般认为以宁波为起始港，从镇海出发，驶经普陀区沈家门、普陀山后，横渡东海抵达日本。这在诸多史籍记载中能够证明。特别是《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详细记载了1123年徐兢出使高丽国的所见所闻，对这条航道有着详细而准确的描述。

　　这条航道是不是历来如此的呢？如果我们追溯海上丝绸之路(宁波起讫)的起始、发展和繁荣的整个时期，会发现南宋以后由镇海至普陀横断东海的航道比较清晰，但北宋、五代乃至更早以前的史籍中，则出现了许多令人无法解释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在宁波和高丽、日本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条古航道，它在北宋之前被中、日、高丽的民间或官方往来所广泛采用。这条航道，起始的两点在宁波和日本(高丽)，岱山和嵊泗的一些岛屿(古属岱山)，则可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中间站。

　　研究中日关系史的著名学者王勇教授，在《中国江南，寻找日本文化的源流》一书中说，“东南与日本之间，自古有一条海上通途，两地人来物往，促进了种族交往和文化交流”，他还写道，“甚至认为一条神秘的江南之路，可能是从古会稽、句章(今鄞县)一带启航，途经古称蓬莱仙岛的东霍山、岱山、嵊泗，沿舟山群岛北部折向东北”。

　　但是，“北宋与高丽两国之间的交通往来，主要经由海途，海上交通之盛，远非昔比。但有关海上航路，从无完整的记录。”[1]与日本国的交往，虽然能够找到一些零碎的航道资料，然而完整而具体的记录，也是少之又少。从史籍中只言片段的记载来推测，岱山在宋朝时的繁荣或许是无法想像的，而记载这段历史的本地史籍，很可能随着明朝300年海禁和清朝时的再度海禁而亡轶，1000年前的岱山历史，究竟是什么模样，也从此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解的谜。

　　这条“神秘的江南之路”，是解开唐宋时岱山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

　　对岱山而言，这条被称作“神秘的江南之路”的古航道，包含着两个时期：唐五代之前和唐五代至北宋(南宋以后，航道以普陀山为中间站已相对明确)。

　　首先需要认识的是，隋唐甚至更远的秦汉时期，舟山群岛已经不是不为人所知的荒芜态岛屿了。

　　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东海上就曾存在过一支重要的海上军事力量——外越。外越之名，在研究吴越历史的《越绝书》中有记载。根据零星资料，我们可以推断东海外越分布在舟山群岛，与越国关系密切，并且在吴越争霸时，外越是帮助越国而与吴国敌对的。秦始皇征服大越后，外越被他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配置专门力量，“以备东海外越”。[2]

　　更远点说，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距今约7000年的有段石锛(用于制造独木舟的专门工具)、木桨，和遗址中大量深海的鲸鱼、鲨鱼等遗骸，表明古人已经有能力从深海中捕获大鱼并用船进行运输了，它比我国早最古书之一《竹书纪年》记载夏朝的统治者“东狩于海，获大鱼”还要早几千年。带有鲜明河姆渡文化特征的石锛、木桨等物，在晚于河姆渡文化的浙江沿海、舟山群岛、台湾乃至遥远的太平洋岛屿均有发现，“专家们认为这是河姆渡文化通过赤道逆流的漂航向海外扩散的物证”。[3]“1976年在舟山群岛的定海白泉镇十字路……以及岱山县的大衢岛等新石器遗址，均出土大量具有河姆渡文化特征的印纹陶和有段石锛等物……这一发现说明河姆渡的先民在五千多年前，就已使用原始的舟楫成功地登上了舟山群岛……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标志着我国古代航海活动的起源。”[4]

　　公元前1042—公元前1020年的西周周成王时，浙江东部就存在着一条通往江苏或山东的海上交通通道，《周书》记：“周成王时，於越献舟”；[5]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倭人贡鬯草”、“倭人贡畅”[6]的记载，证明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足可远溯于此。

　　《史记》等正史及一些地方志的记载，更加明确地告诉人们，舟山早在距今约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进入统治者视野，非不毛之地了。

　　如公元前505年，吴王阖闾亲率精锐，在东洲沙上驻扎一个月，以拒夷人侵犯[7]。东洲沙，据舟山学者考证，为今嵊泗洋山海域；而夷人，很可能是当时助越抗吴的东海外越人；

　　再如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攻破吴城，欲将吴王夫差流放至外越甬东(舟山)，“予百家居之”[8]。

　　自秦至唐五代前的记载更多，如六朝时舟山已属鄮县，唐时岱山已有蓬莱乡建制等等，无须一一赘述。

　　舟山在历史上的定位和先民的航海能力，为“神秘的江南之路”能够存在赋予了厚重的历史背景，也铺开了唐宋海上丝路及岱山之所以“宋时称极盛”的绚丽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