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宋海上丝路在岱山的历史回响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比陆上丝绸之路历史还要悠久,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
“宁波是东方海上丝路的始发港和文化交往的重要窗口……海上丝路的兴起期为上古时期至初唐(公元前——公元713)。发展期是盛唐至五代(713——979)繁荣期是宋元时代(960——1368)”。[9]
据民国《镇海县志》载,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分鄮县地,在甬江口设置望海镇,八月,浙东观察使薛戎奏请:“望海镇(镇海)俯临大海,与新罗、日本接界,请据敕文不隶明州。”望海镇直隶浙江东道。可见早在唐时,镇海已是东海丝绸之路的要冲之地。
有记载的公元607年,日本就派出以小野妹子为主的遣隋使,揭开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序幕。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关于中国和日本、高丽等国的航道(东海航线),主要有北路、南岛路和南路三条,其中南路是指从九州直接横渡东海至长江口一带的航线。公元750年前后,因为战争的缘故,日本改由南路以宁波、绍兴向唐朝进贡,“新罗梗海道,更由明、越州朝贡”[10]。这一阶段,扬州、上海等港口都是中国和日本、高丽交往的重要港口,至1080年(宋神宗元丰三年),规定与日本和高丽交往必须从宁波出发,1085年(元丰八年),又敕令非宁波、杭州、广州三市舶司,不准签发去南海诸国出海证。这样,明州成为宋代与高丽和日本贸易的唯一通道。[11]
岱山的历史,在唐五代前几无可考。五代时,也仅有零星的记载,如《乾道四明图经》载:“普明院,古泗洲堂也,窣堵波二,以铁为之,世传阿育王所铸,钱氏忠懿王置之于此。”窣堵波是古代佛教特有的建筑类型之一,主要用于供奉和安置佛祖及圣僧的遗骨(舍利)、经文和法物。此塔为“阿育王所铸”再专程送至岱山,窃以为可能性不大。查吴越国历史,忠懿王钱俶崇信佛法,即位后仿阿育王铸佛塔84000座置于各地,其中两座被置于岱山的普明院,可能性倒是存在的。
吴越国创建于十世纪初,至公元978年归宋。据《资治通鉴》载,吴越国海域早就存在一条自海上入贡的海道,“……岁自海道登、莱入贡……”南宋著名史学家胡三省为这条海道更具体地注云:“过涔江,掠洌港,直东北渡大洋抵登、莱岸。”吴越国与朝鲜半岛的交往早在公元909年就已经开始……贸易大约亦始于此年。由《高丽史》记载看来,当时的海路是越渤海湾后傍海南下。[12]吴越国与日本之间,也从公元909年就有往来。贸易关系当亦始于此时。“吴越国和日本的海上航路仍走唐朝时所开辟的东海航道,即由明州出海,横渡东海至日本……”[13]吴越国后期,更是勤于对外交流,为了搜集散落在日本、高丽等国的佛教等书籍,吴越王不断派出使者渡海求书,为中国和海外交流航道,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唐五代至北宋的中外海上交流,宁波镇海为起点或终点之一,这在史籍中多有记载。但是,从镇海起航,是直接扬帆东北经岱山、嵊泗海域,还是先向南再折普陀后横断东海?史籍中多语焉不详。
查元代盛熙明所作《补陀洛迦山传》,其中有一条重要的线索:(约1080年)观音宝陀始赐寺额,自此“海东诸夷……数百国,雄商巨舶,由此取道放洋”。——那么,早就存在的“数百国雄商巨舶”,在公元1080年之前,又是从哪里取道放洋的呢?遍查史籍,除了存在从岱山、嵊泗海域“取道放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条进出宁波的海上通道。
1123年,徐兢出使高丽,明确记载了从镇海启航,经沈家门后横断东海的航道。但是他在记录归程时,却耐人寻味地记下了这么几句话:“24日过东西胥山,25日入浪港山,过潭头,26日早过苏州洋,夜泊栗港。”[14]除了胥山、潭头不明所在外,栗港为今金塘之沥港,浪港山是徐兢出发的时候记载过的浪岗山。苏州洋为宋时宁波和江苏的海域接攘处。徐兢在25日入浪港山后,要在26日早过苏州洋,晚上即到沥港,显然走的不是出发时的航道,而是岱山、嵊泗海域。而且我们可以推测这是一条成熟的航道——作为宋朝的高级使者,他们怎么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去走一条陌生的航道?
还有更多的历史碎片需要解读:
在公元1008年——1016年之前,岱山曾建有普明院,附近海域“高丽船入贡候风于此”;[15]
《五代史》《宋史》载:五代、宋代,高丽船走杭州湾、明州航线时,须
在岱山站潮候风;[16]
唐代有一个著名的海商叫张友信(也作张支信),长期来往于中日之间,《安祥寺惠运传》对他的航行方向有过记述:公元847年6月22日,张友信船由宁波镇海启帆,“得西南风三个昼夜,才归著远值嘉岛那留浦(今日本五岛列岛和平岛)。”[17]从镇海起航,“得西南风”,无疑航向为东北方向。从镇海出发,“1944年就曾发生过中国帆船一昼夜自宁波到达日本佐贺县唐津的事情”[18],可见其途之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