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个“30年”：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时由比较清醒再走向困惑

　　新中国成立后，党经过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总的说来是清醒的。尽管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后期的指导方针和具体工作中有过纯、过急、过粗、过快、过于简单等缺点和偏差，但毕竟实现了伟大的社会变革，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总的方面看，对两者关系的处理基本是妥当的。

　　特别是在党的八大前后，党已着手对改造过程中的缺点和偏差进行纠正，并在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发表了不少振聋发聩的宏论。如：毛泽东在1956年12月讲过可以考虑实行新经济政策，开私营工厂、开夫妻店，雇工也可以。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开私营大厂，订条约，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刘少奇在1956年底1957年春讲过资本主义可以和社会主义相比较。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补充。周恩来在1957年4月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私营的。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

　　上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的言论表明，当时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十分清醒，对于调整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遗留问题极具指导意义。遗憾的是，随后形势骤变，这些认识未能付诸实施。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光彩熠熠的思想才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

　　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党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出了偏差，有的发生了逆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新认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仅改变了此前那些金子般的珍贵思想，而且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在确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使党和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而不能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严重影响了国家落后面貌和人民贫困状况的改变。“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进一步把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错误认识推向了极端，也使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达到了极端。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就是对这两者关系错误认识最荒谬的表现形式。错误认识达到这种地步，社会很难健康发展。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这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发生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

　　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另一个错误认识，就是将资本主义(还有封建主义)泛化，把大量不是资本主义(甚至也不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禁止、取缔；将资产阶级扩大化，把许多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成员划为资产阶级，特别是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普遍地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结果是在政治上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乃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民主法制被践踏，社会肌体和社会成员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广大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取缔市场机制，推行“割尾巴”、“根绝资本主义”(其中许多并非为资本主义)的纯而又纯的政策，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窒息了社会主义的许多优越性；在思想文化上，片面强调“兴无灭资”，混淆和颠倒了许多是非观念，大量优秀文化遗产被当作“封、资、修”大加挞伐，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社会精神食粮极度贫乏，贻误甚至扭曲了对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