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三个“30年”：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实现的顿悟与跨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思想理论和政治关系上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方面要批判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式，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的“全盘西化”论，另一方面也要同那种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认为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有资本主义，两者非此即彼，不能共存并生的“左”的思想划清界限。所谓20年的“左”，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说到底就是这种思想的影响。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过去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所谓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要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顶礼膜拜，而是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大厦不是空中楼阁。它既必须在人类过去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立起来，又只能主要借助于社会化的大生产来建设，而这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不加分析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建设社会主义决不是不要利用资本主义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不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文化的好的经验。党领导社会主义前期发生的曲折，1957年以后20年在指导思想上接连发生的“左”的错误，都与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关系，没有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密切相关。

　　其实，只要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这两者的关系并不玄奥。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上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它们具有对抗性、斗争性、排斥性；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具有共存性、渗透性、可转化性和互补性。过去的失误在于对前一方面的关系看得较多、较重，而忽视了后一方面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就是在充分认识两者的前一方面关系时，又要十分重视两者的后一方面关系。邓小平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数十年之经验，把对两者哲学关系的正确认识应用到政治层面，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述。

　　——就社会制度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出发，中国只能选择社会主义，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大量的人会长期摆脱不了贫穷。这样，我们国家“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因此，“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他还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就发展生产力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方法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许多共通之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列宁明确指出：“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谁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基于这个认识，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要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他说：“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包括利用外国智力、引进外资技术、开办合资独资企业、建设经济特区等等。这就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特点的同时，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他说：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

　　——就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为了中华民族统一大业，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国两制”。邓小平认为，为了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我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和平和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如果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港、澳等地区回归祖国的问题，无论对实现祖国统一，促进国内的建设与改革，还是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是有利的。他说：和平统一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同语言，大陆和台湾，还有港澳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它们的对内政策可以搞自己的一套，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这个“一国两制”的新构想，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多重设定：一是两种对立的制度要和平共处于一个国家之中，“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二是两种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均衡对等的，社会主义是整个国家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三是还要利用小地区的资本主义来促进大陆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构想的这些设定，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大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辩证法。

　　——就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相当复杂，要作具体分析。对属于资本主义腐朽和没落的那些东西必须进行坚决斗争。邓小平一直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要向人民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他在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扩大对外交流的同时，资本主义丑恶颓废的那些东西也在国内蔓延开来。这使不少人产生了忧虑。邓小平一方面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另一方面，他又告诫全党：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是非常重视的，同时又对克服这些消极影响充满自信。这里所引上面的论述，全面地说明了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时，怎样正确看待资本主义腐朽、丑恶东西的影响问题。

　　基于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上述多重关系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此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不断坚持和丰富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和政策。这是第三个“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