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90年来，一个近代苦难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所以有此巨变，原因很多，经验十分丰富。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胡绳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的问题。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0个春秋，大体分为三个“30年”。在这“30年”间，无论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利，都与能否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息息相关。这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探索现代化之路要解决的一个十分艰难的问题。

　　一、第一个“30年”：探索作为现代化前提的革命时期经历的困惑与解惑

　　近代以来，一个曾称雄世界千年以上的“天朝大国”，经过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轰然坍塌，成为由多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仅仅五六十年间，被夺走的领土达150万平方公里以上，被掠去的“战争赔款”达十几亿两白花花的银子，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边缘。

　　但是，中华民族是个不畏强暴、酷爱独立自由、敢于反抗外敌入侵、自强不息的民族。面对国家衰败和民族危亡，100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腐朽封建统治者的革命斗争；同时，奔走世界，寻找强国富民、振兴中华之道。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求索中处于迷惘的中国人带来新的希望。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使其成为解放中华民族的真理。

　　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之中，就发生了实际上是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还是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论争。在这次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指出了资本主义不能拯救中国出水火，但对中国怎样实行社会主义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要不要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没有回答。这是最早的困惑。

　　党的一大，还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制定的纲领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即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党的二大，修正了一大纲领，初步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战略，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指导思想上的很大进步，但是，二大对于两个革命阶段关系的理解和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还缺乏认识。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由此派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还需要继续探讨。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困惑难解的最突出表现，就是“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两个倾向。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他在领导党的早期实践中对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进行了重要探索，但是也有一些错误观点反映了当时党的认识水平。其中之一，就是认为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只能获得若干自由和权力，待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后，无产阶级再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次革命论”以瞿秋白为代表，他在批评“二次革命论”的过程中，充分阐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思想，同时又走到另一极端。他主持的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中国革命要超越民权主义范围，“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在反帝反封建同时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据此，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左”的政策，造成了党的历史上的“左”倾盲动错误。随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指导思想上都是“一次革命论”的继续发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的任务，在某些方面推行更“左”的错误政策。他们在理论上归根结底是没有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因而三次“左”倾错误领导，同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领导一样，都给中国革命造成曲折，乃至严重挫折。

　　在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后，1935年底的瓦窑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初步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困惑，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表现为：一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二是对于民主革命要否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与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建立统一战线时的独立自主原则；三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于资产阶级实行怎样的经济政策；四是关于民主革命的前途和转变问题。在延安时期，通过《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这四个问题基本都得到解决。特别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应当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这表明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基本解惑了。